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6)03-0107-07 悲剧意识是指人对现实悲剧性的把握，即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现实悲剧性则是指人的理想、愿望、情感追求在现实中不能实现所产生的对现实的认知。悲剧精神是指悲剧意识的精神指向，如抗争、放弃、超越，等等。中国当代小说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有所继承，并融合了西方文学悲剧意识的某些特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纵观中国新时期以来当代小说的悲剧意识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古华的《芙蓉镇》和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小说对历史有着深沉的悲剧感，通过对十年动乱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伤害进行反思而警醒人们，成为新时期反思文学的杰出代表。第二阶段主要表现在对人的命运与历史发展的思考。在这方面，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杰出代表。第三个阶段主要表现在对文化的反思上。在这方面上世纪90年代初陈忠实推出的《白鹿原》是其代表，这种反思由社会—历史层面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通过对仁义白鹿村一个时期的文化生态考察，深刻揭示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某些特点，为历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某些启示。当然，先锋派或现代派的小说所表现的悲剧意识有着自己的特点，但中国新时期以来当代小说所表现的悲剧意识并未形成主流。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以《白鹿原》为代表的悲剧意识的特点、意义与价值。 一、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近代血泪史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界出现以家族、地域、民族史的形式，间接性地多样化叙述中国近、现、当代的革命历史潮流，这被批评家称之为“新历史主义”创作思潮，像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王蒙的《恋爱季节》都是“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从文学演变角度而言，“新历史主义”承接了此前80年代“反思文学”的探索精神，开始跳出此前官方意识形态宣传要求的“革命历史+英雄伟业”叙事模式，从传统文化和市民社会的视角去审视近代中国社会的系列变革，侧重于讲述“大历史”背景下的“小地方”的“小人物”，着重关注历次社会动荡过程中不同人物的命运，特别是“小人物”在“大动荡”背景下的不幸遭遇。从民族历史的文化反思角度来看，“新历史主义”确实在叙事手法方面达到了一个崭新高度。 就《白鹿原》这部作品而言，故事的发生地白鹿原不仅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而且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小说以一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主人公白嘉轩而展开，通过白家和鹿家三代人物命运遭际作为主线，叙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历次“革命”、“战争”、“运动”给传统农耕社会及其依托的儒家文化带来的冲突。虽然传统社会有很强的自适应能力，社会秩序也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中最终恢复，但作为“大历史”下孤独的个体，卷入或者被迫卷入历次冲突之中，无论他们是选择了逃避，还是选择了奋起抗争，其人生结局却是那么的相似：害过人，或者被人害；杀过人，或者被人杀。伴随着“苦难”和“残忍”，“死亡”成为白鹿原上人们唯一永恒不变的主题。对那些能够从历次冲突中幸存下来的个体，活着也未必就是一种幸福。如果他们仍然清醒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为他们害人的行径而内疚；如果他们仍然执迷的话，那么他们沉重的肉身不过是一张躯壳。《白鹿原》是一个成熟的悲剧文本，其深刻悲剧思考是全方位和多角度的，虽然是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理解近代中国血泪史，但其是以小说人物所遭受的令人同情的“苦难”，以及让人感到气愤的“残忍”这样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白鹿原这片充满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个性鲜明的人们：有孤守书案、饱学儒雅、淡泊名利的朱先生，有为人耿直、坚韧勤劳、恪守本分的鹿三，精明强干、争强好胜、好色成性的鹿子霖……尽管如此，在这些人物群像中，我们选取白嘉轩、黑娃、白孝文这类争议性人物进行分析，或许更能展示出“大历史”背景下，弱小“个体”的生存“苦难”和行为“残忍”。白嘉轩立乡规族约，办私塾，扶危济困，敬恭桑梓，服力稼穑，遵守姐夫朱先生“耕读传家”的教诲，为族人树立起了道德的楷模，也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从小说叙述来看，白嘉轩绝对不是无可诟病之人，小说一开始就提到他“六娶六丧”的神秘婚姻史，没有人知道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残忍。在“遇见”“白鹿精灵”后，白嘉轩就自命不凡，打着“天意”的旗号，实际上是依靠自己的精明强干进行了一系列振兴自己家族的举措，并都顺利获得成功并逐渐成为村民的榜样。我们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他的长子白孝文被田小娥引诱以后，他变得极度疯狂，以最严厉的手段在祠堂公开惩罚了白孝文，不仅剥夺了他族长继承人的权力，而且唆使长工鹿三直接刺死了田小娥。当白孝文做了新中国滋水县第一任县长的时候，他却认为是“白鹿精显灵的结果”，这与其坚守的所谓传统道德形成了悖论。白嘉轩表面上“无可指责”，处处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但骨子里却又往往透出极端冷酷甚至灭绝人性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