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从事诗歌翻译的时间段是1919-1925年。他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诗》、《文学》周刊等报刊的诗歌译作，达32首。如果说，茅盾的诗歌翻译活动具有突出成就，那么，他的新诗创作则差强人意。茅盾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诗歌翻译活动之后，于1927年开始新诗创作。严格意义的新诗，茅盾只有两首，分别是《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1927年8月9日)①和《留别》(1927年8月12日)②。此后写的《筑路歌》(1939)、《新新疆进行曲》(1939)、《题〈游龙戏凤图〉》(1941)、《给加拿大的文艺弟兄们》(1951)、《迅雷十月布昭苏》(1976)、《文艺春天之歌》(1979)，由于充斥着大量的政治口号和议论，在艺术上乏善可陈。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新诗的倡导者，茅盾的新诗创作为何如此之少?细究起来，他的新诗创作难以为继，或许可以在其新诗翻译现象中找出内在症候。茅盾的新诗翻译活动，是他参与新文学运动的组成部分，而他参与新文学运动的意图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他的译诗活动带有浓厚的意图伦理色彩，而缺乏对诗歌肌理的考究和新诗文体建设的意识。从诗歌伦理态度的倡导到新诗文本肌理的创作实践之间，尚有很大的距离和空间。 一、茅盾译诗的意图伦理 中国白话诗和新诗的诞生，离不开异域诗歌的译介。而“韵文化的‘新学’，与思想界的关系，远比与诗坛的关系更为密切”。③无论是黄遵宪发起的“诗界革命”，还是梁启超发起的“文界革命”，其革命动力都来自于异域的思想输入。因此，诗文译介大多着眼于社会变革，因而成为社会变革和民族进步的思想工具。 客观地讲，茅盾的译诗活动的出发点是急时代之所需。正如王哲甫所言：“中国的新文学尚在幼稚时期，没有雄宏伟大的作品可资借镜，所以翻译外国的作品，成了新文学运动的一种重要工作。”④茅盾等人于1920年组织成立文学研究会以后，《小说月报》从十二卷第一期(1921年1月10日)即由茅盾接手编辑并彻底革新，实际上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茅盾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改革宣言中说：“研究文学哲理介绍文学流派虽为刻不容缓之事，而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⑤改革一周年之际，茅盾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中再次强调文学翻译的重要性：“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尚在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⑥茅盾对《小说月报》进行了锐意革新，翻译与介绍了大量外国文艺理论、文艺思潮与文艺作品，包括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等，非常多元化。他主持的《小说月报》设置了“译丛”、“海外文坛消息”、“文艺丛谈”栏目，以及不固定的译介栏目，茅盾常常亲力亲为，从事翻译活动。以《小说月报》为例，1921年1月到1926年12月，发表的译作中俄国文学33种，法国文学27种，日本文学13种，英国文学8种，印度文学6种。⑦ 茅盾的诗歌翻译活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他在《译诗的一些意见》(1922)中说：“借此(外国诗的翻译)可以感发本国诗的革新。我们翻开各国文学史，常常看见译本的传入是本国文学史上一个新运动的导线；翻译诗的传入，至少在诗坛方面，要有这等的影响发生。”⑧“据这一点看来，译诗对本国文坛含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将有新兴文艺蹶起的民族，含有更重大的意义。这本不独译诗为然，一切文学作品的译本对于新的民族文学的蹶起，都是有间接的助力的；俄国、捷克、波兰等国的近代文学史都或多或少的证明了这个例。”⑨ 《茅盾译文全集》第8卷⑩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收录了茅盾1919年至1925年间翻译并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诗》、《文学》周刊等刊物上的诗歌32首。列表如下：
如果考察茅盾的角色自期，那么，在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等诸种角色之间，茅盾或许更重视革命家和思想家身份，文学家和翻译家的角色或许退后一些，而翻译则只是表达革命思想和文学思想的载体或工具。这跟“五四”时期思想启蒙、政治救亡、文学革命等主流价值观念有关。 其实，诗歌翻译在茅盾的翻译活动中占据很小一个部分。《茅盾译文全集》共计10卷，诗歌只占其中第8卷不到一半的篇幅。茅盾的诗歌翻译与整个文学翻译活动一样，构成了新文学运动的有机部分。他的文学活动充满了政治意图伦理。他从来不会把文学活动当做文学本身，而只是把文学当做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人生活动的一部分。他一直崇尚“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在茅盾看来，文学只是表达思想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文学本身。他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中说：“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借文学的描写手段和批评手段去‘振聋发聩’。”(11)“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绝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12)由于茅盾坚执文学的社会功能，他反对娱乐性的文学。他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3)中严厉反驳了鸳鸯蝴蝶派。因为茅盾批评了鸳鸯蝴蝶派，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对茅盾施加压力，提出要诉讼《小说月报》破坏“礼拜六派”的声誉，并要茅盾撰文道歉，遭到茅盾断然拒绝。这也反衬出茅盾坚定的“为人生”的文学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