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6)04-0033-09 《莽秀才造反记》是巴人“倾注数十年心血，跋涉数万里坎坷曲折的道路，而留下来的一部宝贵遗作”，[1]542是中国现代动笔最早的长篇历史小说。《莽秀才造反记》从写作到出版，延续了56年，致使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诞生向后推迟了10年。正因为如此，《莽秀才造反记》在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①《莽秀才造反记》取材于浙江宁海1903年一次真实的农民起义，真实细腻地描绘了浙东沿海农村的乡土民俗。长达半个世纪的文本写作，使《莽秀才造反记》的话语呈现、主题提炼，都表现出中国现代小说少见的“历时性”，形成多种话语、多种声音的复合型文本，具有独特的可阐释空间和文学史意义。 一、故事原型与话语基调 《莽秀才造反记》是巴人童年经验、文学理想和中国现代革命进程相互渗透、相互冲突，凝聚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包含着不同时代的话语，形成了文本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从1927年动笔至1983年出版，《莽秀才造反记》“三次起稿，三次失掉”，[2]423第一次起稿是在大革命时期的1927-1928，第二次起稿是在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第三次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最后一次修改是在1950年代任职于外交部期间。一部小说的创作，经历了如此长的时间，跨越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两个历史阶段，一定会打下各个不同时期的“时代烙印”。 《莽秀才造反记》取材于王锡彤造反的故事，这个故事早在巴人童年时代就深深地埋下了种子，“村中的老农民，都在春夏之夜，为我讲‘长毛’故事，为我讲邻县秀才王锡彤造反的故事(宁海县平洋党反教斗争)，这些人给我的思想感情的影响，现在分析起来，是有决定性作用的。我之所以爱好文学，和我已开始写小说，总是写农民，是和小时候这段生活有关的；而且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放弃写王锡彤造反故事的计划(一生来已三次起稿，三次失掉)，也是和这种影响有关的。”②巴人童年经验中关于王锡彤造反的印象，贯穿了一生，尽管在现代中国风云变幻之中，他数次起稿，数次失落，仍坚持写作《莽秀才造反记》。可以说，这种根深蒂固的童年经验，是促使巴人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原初动力，村民关于王锡彤造反的叙述、评价，深刻地影响到王任叔，并把这种影响有意无意地带入到小说叙述中。就此而言，《莽秀才造反记》首先是20世纪初期农村农民集体经验的一种记录和展示，是近代(民国以前)江南农村农民关于造反事件的认知和叙述。 《莽秀才造反记》的故事结构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农民反洋教的斗争故事，其第一个主题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农民自发组织反抗洋教的斗争主题。这一主题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思想背景：一是自晚明以来江南一带排外、排满、“反清复明”的斗争；一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化进程中的西方宗教在东南沿海一带的传播。在巴人童年时期，村民叙述的王锡彤的故事，主要是反洋教的故事，而村民据以评价王锡彤造反的依据正是在上述两个背景下展开的。 从“反清复明”的传统来说，浙江沿海素有反抗外族强权、辅佐小朝廷的传统，南宋定都临安，许多江南士子辅佐偏安一隅的赵氏王朝，明清代际，浙东知识分子和江南人民，起而反抗满清统治，浙东人的“硬气”在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之际表现得尤为充分，“反清复明”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过。这种反抗异族统治的理念和行为，到了近代社会，随之西方殖民势力的侵入，浙东人民将之发展为“反洋人、反洋教”的斗争。王锡彤所领导的宁海农民反洋教的斗争，实际上也是浙东人民历史上反抗外来势力强权的表现。 《莽秀才造反记》通过朱神父的形象，具体地为我们展示了西方教会在东南沿海的传教经历，昭示出“莽秀才”造反的历史必然性。朱神父带着道台大人的介绍信来到宁海县，拜见叶知县，也在官府支持下进行了布道表演，除了引起人们对幻灯神术的议论和神父来历的猜测外，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更不要说传教了。后来在胡二的帮助下，通过夫人路线，搭上当地豪绅戴秀才，才“奠定下了朱神父神圣事业的基础”。随着天主教堂的落成，朱神父也在当地享有“权力”，洋教的“权力”和封建的权力一起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种权利又是随着八、九十年代清朝专制主义势力的崩裂、腐蚀，一天天扩大起来的。但这两种权力的消长，并非是并行的：其一是上升线，其一是下坠线。而实际上却是相反而又相成的：在相同的利益上，它们是冲突的，在共同的目标上，却又是相互勾结和纠缠在一起的。”(第二章)朱神父采用阳奉阴违的手段，渐渐地骗取了民众的信任，随即向道台提出交涉，一举夺去了地方政府的“法治权”，“教民”从此享受了民事刑事教会“豁免权”，随后“城里的阔佬，乡下的地头蛇，都入了教了!”(第二章)经过“邬祥事件”和“东南乡庄子革除”两件事，朱神父进一步确立了权威，开始利用宗教和政治的力量，鱼肉百姓了。 “莽秀才”王锡彤对“乩语”的解读实际上反映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欲求： “他于是又把那乩诗来重念一遍，他忽然有所理解了。‘未时日偏侧’，这不是‘落日照屋梁’一句唐诗的诗底吗?而梁呢?怕就是指的康梁百日维新吧。三羊为洋，‘三羊叫连天’，自然就是说洋人势道遍及中国了。那么，‘母鸡竟司晨’，自然指的慈禧当政。皇帝用夷变夏，要实行洋法，女后独揽大权，朝政颠倒，百姓泣血，这真是中国的祸患呀!他这么一想，立刻增加了这乩诗的真实性和神秘性。他再一次想到中国历史的血迹：历年对外战争的失败，割地而又赔款，弄得中国元气大丧了。但实际上，那不过是满洲王族，再一次将中国的土地出卖，再一次将灾祸放到中国人民身上，对于满洲王族自己又有什么损失呢?更近一步看，他们还可以借此把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仇恨转移到对外方面去，还可以借外来的势力更加紧来剥削中国人民。这真是相反相成，双管齐下的事呀!而现在，果不其然，洋鬼子既然是大踏步深入到中国土地各处。假洋鬼子们还拿什么福音书，对中国人民仁至义尽的说教，引导中国人民中的蟊贼，吃教饭，靠洋势，鱼肉同胞。”[1]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