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6)05-0154-07 众所周知，茅盾是中国左翼文学的巨擘，苏联是左翼文学的发源地，茅盾的文学创作受苏联左翼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如果仅从这一角度来考察茅盾的文学创作，有些问题可能解释不清楚。茅盾的《子夜》是中国左翼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它的问世改变了中国左翼文学“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引导中国左翼文学走向成熟。然而，《子夜》无论是其思想倾向还是创作方法都与同时期的苏联左翼文学不尽一致。那么，《子夜》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思想倾向与创作方法是否另有源头?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茅盾与美国左翼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美国的左翼文学赋予茅盾及其《子夜》以新的精神面貌。 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红色左翼文学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文学潮流，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左翼文学，但由于各国的社会情况不一，导致各国的左翼文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美国的左翼文学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美国左翼文学，出现了厄普顿·辛克莱等一批著名作家，他们关注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运用新的表现手法来进行创作，不仅在美国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世界文坛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世界的左翼文学都不自觉地被苏联的理论所牢笼着，支配着的今日，只有美国，却甚至反过来可以影响苏联。且不论辛克莱一班人所代表的大规模的暴露文学为苏联所未曾有过，只看新起的帕索斯的作品在苏联所造成的，甚至比在美国更大的轰动，就已经够叫人诧异了。美国的左翼作家并没有奴隶似的服从苏联的理论，而是勇敢的在创造着他们自己的东西”[1]。1938年是辛克莱的60岁生辰，苏联作家协会致电辛克莱表示祝贺，“电文中详述辛克莱作品如何为苏联读者所爱好，辛克莱的作品在苏联印了数百万册；‘100％’已达二十版，The Jungle和King Coal二十二版，Jimmy Higgins二十四版”[2]。由此来看，以辛克莱为代表的美国左翼作家对苏联的左翼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茅盾接受美国左翼文学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茅盾接受了哪些美国左翼文学的影响，这些影响如何体现在茅盾的创作活动之中? 一、揭黑幕与社会剖析 茅盾《子夜》出版之后广受好评，有人将他与法国的左拉相提并论，认为《子夜》受到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的影响；有人把《子夜》与《屠场》相提并论，将他视为中国的辛克莱。那么，茅盾与左拉、辛克莱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子夜》出版后，瞿秋白以乐雯的笔名发表《子夜与国货年》一文，称“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Largent’——《金钱》)。自然，它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说不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蒲鲁东主义的蠢话”[3]。从题材内容的角度来看，《金钱》与《子夜》之间具有某些相同之处，但这是否能说明《子夜》确实受到过《金钱》的影响?对此，茅盾作了说明，“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第十八卷《金钱》写交易所投机事业的发达，以及小有产者的储蓄怎样被吸取而至于破产。但我在这里要说明，我虽然喜爱左拉，却没有读完他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全部二十卷，那时我只读过五六卷，其中没有《金钱》。交易所投机的情况，如我在前面所说，得之于同乡故旧们”[4]。茅盾的这段夫子自道告诉我们，其《子夜》并没有受到《金钱》的直接影响，二者在题材内容上的相似只是一种偶然。 茅盾的《子夜》发表后，朱明在《读子夜》写道：“而就大规模的社会描写，浅易圆熟而又生动有力，以及近于‘同路人’的意识这几点上讲来，茅盾又可以说是中国的辛克莱。”[5]吴组缃在评论《子夜》的文章也提到有人说中国之有茅盾，犹美国之有辛克莱。对此，茅盾未置可否，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同时，我们会发现，尽管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版界翻译出版了辛克莱的大量作品，他是当时中国文坛非常热门的作家，但茅盾在其文章中很少提到辛克莱的名字。那么，茅盾与辛克莱之间是否有关系?如果有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哪些方面? 辛克莱是美国文学史上“揭黑幕”运动的主要作家，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1928年2月15日出版的《文化批判》2月号发表了冯乃超摘译辛克莱的文艺批评著作《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中的部分章节，这是辛克莱的作品最早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传播。冯乃超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辛克莱的“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是无意识的，大底是故意的宣传”等文字用大一号的字体印刷出来，以醒目的方式突出其重要性。冯乃超在《拜金艺术》译文的前言中强调辛克莱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关系：辛克莱“和我们站着同一的立脚地来阐明艺术与社会阶级的关系……他不特揭破了艺术的阶级性，而且阐明了今后的艺术的方向”[6]。同期刊发了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在文中第二部分“什么是文学”中摘译了辛克莱关于艺术的定义：“一切的艺术，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的是宣传；有时无意识的，然而时常故意地是宣传”，李初梨只将“艺术”换成“文学”，用来对“文学”重新下定义。从此，辛克莱及其作品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膜拜的对象，辛克莱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言人，其作品被大量翻译介绍过来。从1928年到1937年，“中国翻译界、文学界出于自身的内在需要，先后推出30余部辛氏作品中译单行本，更不用说以上散见于报刊的作品”[7]。其中，郭沫若以“易坎人”的笔名翻译过辛克莱的《屠场》等多部作品。由此可见，辛克莱及其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左翼作家的茅盾对辛克莱及其作品应该并不陌生。当然，冯乃超、李初梨、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从辛克莱那儿发现了“一切文艺是宣传”的“真谛”，而茅盾则对此持保留态度，这在以鲁迅、茅盾为一方，以郭沫若、蒋光慈为代表的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为另一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