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逢 梁实秋晚年写下了不少回忆性散文。其中有一篇《忆周作人先生》(1974年)，诙谐地描画距时五十多年的情景：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代表清华文学社会见他，邀他到清华演讲。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学生可以不经介绍径自拜访一位学者，并且邀他演讲，而且毫无报酬，好像不算是失礼的事。如今手续似乎更简便了，往往是一通电话便可以邀请一位素未谋面的人去讲演什么的。我当年就是这样冒冒失失的慕名拜访。① 梁实秋漏写具体日期，幸好《周作人日记》里有如下一条，可知是梁实秋毕业前一年的事： (1922年10月)廿二日晴。上午往访凤举，下午返。梁实秋君来，约为清华文学社讲演。何植三君来，伏园来。晚饭后去。② 当年秋，周作人经常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文章，在北京大学授课之外，也担任燕京大学、女高师兼任教授(即后来的女师大)，生活十分匆忙。10月22日正好礼拜天，大学都休息。当时周氏兄弟住在八道湾胡同，清华大学校园在北京郊区，离得比较远。梁实秋大概趁着没课，才得以“转弯抹角地找到他们寓所”。双方虽有文字之交，初次见面难免要紧张： 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见他一袭长衫，意态倚然，背微佝，目下视，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须满面，语声低沉到令人难以辨听的程度。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我道明来意，他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辞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门口。③ 1921年周作人患肋膜炎，夏天一直住在北京郊区西山养病，此时身体虽已康复，但可能还不好。他说话不清，不是因为身体欠佳，是他的老习惯。大概因为初次见面，访问似乎非常短暂，梁实秋一口茶也不敢喝就走了。这也或许是八道湾的常客，诗人何植三及《晨报副镌》编辑的孙伏园在旁的缘故。至于素不认识的学生特意登门邀请周作人的理由，梁实秋说： 现在的清华能赏鉴文学的是极少数。除了在别种艺术中享乐的以外，大半是在沙漠里涸着。受到文学泽润的范围，犹之沙漠中之Oasis，我愿这个Oasis逐渐的泛滥扩大，使清华沙漠的生活成为Oasis里的沙漠。④ 这是《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1期上发表的头条文章。《清华周刊》1916年创刊以来第一次出版文艺增刊。编辑出版的主体是清华文学社。据黄延复著《水木清华》，清华文学社是1921年11月成立的文学社团，原以梁实秋为代表的小说研究社为基础，根据闻一多的提议改组的。闻一多比梁实秋大两岁，此时他又在清华留级没毕业，功课也不多，时间富裕，以老大哥的身份带领大家展开文艺活动。1922年5月闻一多离开清华之后，梁实秋又来接任，继续开展文学活动，邀请校外名人演讲。第一次邀请梁启超(1922年3月17)，第二次邀请徐志摩(同年12月22日)，周作人系第三次了(1923年3月3日)⑤。据《清华周刊》，第一次演讲会相当成功，报道说“本月十七日晚梁任公先生续讲《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出来的情感》。听者极形踊跃，后到者则立而听焉!”。⑥但第二次似乎没有成功，徐志摩来演讲《艺术与人生》(Art and Life)，竟然用英文宣读讲稿，结果慕名而来的观众只听开头，便慢慢“开闸”⑦。《清华周刊》上也都没有报道提到演讲会的情况。至于周作人演讲的情况，梁实秋谈演讲会当天的情况： 从北平城里到清华，路相当远，人力车要一个多小时，但是他准时来了，高等科礼堂有两三百人听他演讲。讲题是《日本的小诗》……由于周先生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⑧ 其实周作人说话不清，梁实秋早该注意到，但依然邀请，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说“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⑨。讲稿随即刊登在《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5期(1923年3月16日)，《晨报副镌》(4月3-5日)、《诗》(第2卷第1期)上都有转载，与上两次讲演相比，反响更大。讲演虽然没成功，但内容更重要。周作人所讲的诗体问题是清华文学社一直关注的，曾经有过系列讨论：1921年11月讨论《诗是什么》，1921年12月讨论《诗的音节问题》，这是闻一多报告研究结果的。后面继续开会的题目举不胜举，但关于诗体方面的讨论居多。⑩这自然是因为闻一多主要关心诗体，正在写《诗的音节底研究》，1922年3月以此为基础写成《律诗底研究》。如此关心诗体，才邀请诗歌方面有成就的梁启超、徐志摩、周作人。 梁实秋回忆周作人的故事写得诙谐有趣，但在上文写周作人来清华记忆有误(如周日记所记，清华学生开车来接送的)。也许是记忆模糊，或许是有意漏写。其实在梁登门邀请的前半年，也即1922年6月间，清华文学社与周作人之间发生了小小的论争，梁实秋一笔也没有提到。小文试图通过分析论争前后的周作人为主的诗论，探讨“五四”时期的诗体认识。 二 论争 我们且把时间倒回初逢前的1921年6月。此时周作人患肋膜炎，在北京西山养病，病中写了《山中杂记》等文章，开始对托尔斯泰为主的人道主义思想表示怀疑。(11)并发表《新诗》，指出现在的诗坛“真可以说消沉极了”，然后说道： 诗的改造，到现在实在只能说到了一半，语体诗的真正长处，还不曾有人将他完全的表示出来，因此根基并不十分稳固。……新诗提倡已经五六年了，论理至少应该有一个会，或有一种杂志，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了。现在不但没有，反日见消沉下去，我恐怕他又要蹈前人的覆辙了。(12) 对此立即有人反应，承认目前的低调，但反驳道： 消沉的景象由于诗人的懒惰，这是一半了；但剩下的那一半却不便如此笼统的推测。我们晓得，一切进步的历程都不是直线似的陡然上去.都是曲曲折折带点波动式的线路……本人一样的努力尝试，却总没有显著的效果跟着出来，但暗暗的正预备后来的猛进呢?(13) 俞平伯为了履行自己诺言，1922年和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人一起创办《诗》杂志(14)，还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展开了“民众文学”的讨论。周作人的慨叹不是无谓的，他在系列发表的《自己的园地》这组文学评论里写了《贵族的与平民的》，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