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901(2016)04-0054-06 吾生也愚，所谓对周作人在抗战开始不南下与后来附逆的反思，既不依据于某项课题计划，又非遵从某种分析技术，而是源起于自身一次以地震中断的形式展现开来的生命文本。“思想并不由意志所发动，而是始于一片‘发生了什么事’的慌乱惊呼中。换言之，思考活动产生于事件降临的措手不及中。”[1]155我对周作人的解释与我自身的震惊体验、自己的故事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是必要的：只有感同身受才能更近距离地理解前人。 让我先简述我的这个生命文本。2010年博士毕业后，我放弃了远方好的工作机会而来到生源地一家职业院校工作。很快，我辞职居家，沦为一个事业上的失败者，从而开始无休止地接受别人的关切询问与叙述编排。我突然发现我不但成为了事业上的失败者，而且成为了话语权的失败者：我失去了解释自己行为的权力，我的解释也失去了可信度。 对于自己的舍远求近，我最初给出的解释是：妻子眷恋旧地，且有二女需要照顾，不愿远行。后来，我推翻了这种卑鄙的说法：我使“我”成为一个逻辑主词，承担起了引发这次人生地震的全部责任。这个“我”表现为一种习惯。从2005年硕士二年级起，“我”就在学校图书馆进行文学考古工作，这成为了日常的功课、一种制度化的生活安排，且从中进行创作投资与收益。当周围同学正忙于找工作之时，“我”完全沉浸在这种创作投资习性所生产的愉悦之中。它不必说服就使“我”天真地相信：只要具备投资能力，在哪里工作无所谓。“我”陷入了一种市场经济学式的创作投资幻象而毫不知觉。 这个幻想维系着“我”当时的切身利益，即能被身体直接感觉到从而不必浮上意识层面的利益满足。如果一个人养成了图书馆或书斋的生活习惯，那么他的身体会产生强烈的占有欲与排斥性，对于身体不能感觉的事物，会表现出忽视与冷漠，即不能对那些事物进行精神投入，它们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是抽象的。那些事物可以是：好的工作机会、气节、忠孝、报国、救国等等。 现在，我由衷地叹服帕斯卡尔的深刻洞见：“我们既是自动机也是智者；由此，劝导得以实现的手段不仅仅是论证。被证明的东西何其少啊!证据只能说服头脑。习惯构成了我们最有力最冷酷的证据；它决定自动机，自动机牵制头脑，头脑甚至想不到。”[2]4向上一千多年，中国的《淮南子·修务训》也早有了“服习积贯”的认识。 借助于自己的故事，我忽然觉得自己真正理解了周作人为什么在抗战初始不南下及其附逆后的活动。 我们应该区分两个问题，即周作人不南下与后来附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它们之间有近两年的时间间隔(如果以周作人1938年2月9日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为下水的标志，亦有半年的时间间隔)，其次，对于后者的那些解释不能拿来解释前者。那些解释包括(1)对人生对民族的双重悲观(2)超越气节(3)“人学”思想的内在缺陷等等都不适应于前者；否则，不南下即是事敌，又何必再拖延半年或者两年?况且，三种解释依据的是战前周作人的著作与言论，如果只由它们发生作用，就意味着战前的周作人就已经是一个汉奸种子或准汉奸了，谁能接受这种看法呢? 可见，行为人的思想并不是解释行为的万能药。周作人不南下首先不是一个文学家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人的行为习性问题。以往的研究是过于重视思想意识了，以为思想上有某种看法或认识便会导致某种与之相匹配的行为，如此一来人似乎就成了靠思想走路的机器，他可以来回游荡，完全不顾线性时间以及肉体组织之限制。 这个“思想人”的研究假设与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的抽象假设是一致的。所谓理性人，是指在掌握所有信息即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3]18。经济学“理性人”进行的是经济投资；“思想人”进行的是创作投资，但他一样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对当时的每一个中国人而言，最大的利益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周作人的行为显然没有表现出这种追求，这便是他的思想出了问题。这就是目前学术界流行的诊断。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学对“理性人”的质疑与修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教授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人的思维能力并非无穷无尽；人具有的是有限理性；因为有限理性，所以人们在行为上并不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实际上，人会根据对环境的认知和自己的有限的思维，做出让自己满意的选择。”[4]4理性及其用处是有限的。帕斯卡尔也说：“理性的最后一个进程就是确认：有无限多的事物远在理性之外。”[5]104 因此，我不把周作人不南下看作一个靠解释思想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为习性的问题。他安于自己的书斋习性及其既得利益(这是让他自己满意的无意识的选择)，而让他如此心安的是他对所处环境的感觉体认与直觉判断。 说起周作人对当时中日局势的直觉判断，我们就想到了他持中国“必败论”，依据便是1946年郑振铎发表的《惜周作人》。该文“记下了在‘七七’事变之前和周作人的一次谈话，周作人对中国抗战前途持‘必败论’，这是他堕落下水的思想上的基本原因之一。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6]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