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9-0125-08 当代文学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以后，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人们厌烦了“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阐释模式，也不再满足于过于主观的“感觉式”、“批评化”的评判思路，而是广泛借鉴传统朴学和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按照“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向着带有学术转向性质的学科重构的方向挺进。21世纪以来的这十几年，不仅一部分溢出校院的批评家从“广场”撤回“岗位”从事学术研究(也包括一部分批评家退出文坛进入高校)，而且原有从事研究的不少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借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治学经验，将当代文学研究当作一门“学问”去做，有的还主动从詹姆逊的“永远的历史化”那里寻找外源性的资源。于是，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的历史化思潮不期而至，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规范，强调学术的自足性和规范性，重视文献史料和知识谱系，成为许多学者的共同追求。 本文拟在这一历史化的大背景下，对当代文学领域重要而又常常被忽略的文学史料研究试作探讨。在中国古今贯通、环环相扣而又异同并呈、阶段性特征分明的文学史上，当代文学史料工作无疑是很薄弱的。在史料发掘、整理与研究方面，它不仅根本无法与体大思精的古代文学史料媲美，就是与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现代文学史料也有相当距离——现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史料相比尽管稍逊风骚，但其史料搜集整理如今已大致成型，史料意识也相对比较自觉，还推出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既给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沉重压力，也为它的提升和发展留下较大的余地。 一、“历史补课”的总体背景与态势 众所周知，文献史料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传统，从汉代朴学到清代乾嘉学派，中国学术煌煌成就几乎都围绕文献史料展开。陆侃如先生将文学史的工作，分为朴学的工作、史学的工作和美学的工作这样三个步骤①。所谓朴学的工作，就是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位列第一，可知史料在老一代学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近世以降，受“考据化”向“阐释化”转换的整体学风的影响，加之政治意识形态、西方各种主义“强制阐释”和世俗功利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这样一种传统学术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说全然断裂，也是岌岌可危。熟悉古代文学研究版本、目录、辨伪、辑佚等一套“整理和鉴别文献史料的学问”②，并运用于研究实践的，几乎乏人可寻。这是一个时代学术之不幸，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钱理群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在古今、中外关系中获得发展的，这就要求它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学贯古今、中西的学养”③，像王瑶这样的学科开创人一代学者，大都具有这样的学养。但这一传统，“从第二代开始，就被中断了”，在拒绝一切中外文化遗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三、四代学者，总体上都存在着知识结构上的巨大缺陷。这样的学科发展所提出的学贯古今中西的客观要求，与几代学者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成为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长远的、根本性的因素”。④当代文学学者同样也存在这种“知识结构上的巨大缺陷”，甚至更突出。当然，物极必反，它在促使学者深刻反思的同时，也为如何在这方面进行“历史补课”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近年来，由于受传统学术思想和知识重构思潮的影响，从国家到地方有关部门开始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并予以立项资助。如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就有“新中国文学史料综合研究、分类编纂与数据库建设”一项；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首次将当代文学史料(具体题目为“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列入。学术刊物也普遍加大了对当代文学史料的用稿，《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经常刊登当代文学史料方面的研究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还设有固定的“文献史料”栏目，几乎每期都刊发当代文学史料方面的文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思维理念逐渐弥漫升温，为愈来愈多的业内同行所接受，上升为一种治学理念——一种“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的治学理念，对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年轻一代学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点，只要翻阅一下量大面广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就可发现，近一二十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不仅普遍注重引文的出处、注解、参考书和行文的规范，而且在内在的思想观念上出现了“由论向史”的皈依。长期以来没有的编年、年鉴、年谱特别是考据(在过去，它几乎被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垄断”)，也开始出现了——不仅有与创作相关的生平人事、经历及家世方面的考镜源流，而且还有作品与原型的参照比较等考证。⑤ 有学者在总结中国学术研究规律时指出：文献史料的发现往往在思想层面上与主流文化思想构成抗争格局，“所以，文献学是具有发动学术的意义的，不应该将其视作前学术阶段的工作。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核心文本成为文献学追逐的目标确实是学术向更高层次重新发动的标志，同时也是学术精神的淬炼和提升”。⑥当代文学史料有所不同，也许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追逐的核心文本，并且在我看来，发展到了今天，要想发掘出能够彻底改变或重建当代文学整体结构和基本走向的所谓重大史料，可能性是不大的；作为一种现代的学术，它需要而且应该融涵和吸纳形而上学、辩证法等逻辑理性和科学主义等思维理念和研究方法，甚至像钱理群所说，采用“思想模型”或浪漫主义研究也无不可。不能以史料的丰富来贬低理论或取消理论的重要性，更不能沿袭传统史料工作那个“说五字之义至于二三万言”的繁琐陈腐习气，这是一。其次，尽管学界开始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形成了较好的态势，但由于诸多复杂因素，史料研究迄今仍处于迟滞乃至不被理解的状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史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只是技术活或体力活，而是与政治的、人事的、世俗的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有时甚至是有禁区的，并不是随意可为，想怎么研究就可怎么研究的。这也是当代文学史料与现代文学特别是与古代文学史料的一个很大乃至根本的区别。但是无论如何，史料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尊重材料，重视证据，是治学者的必要条件”⑦，史料的有无、多寡、真假与否以及程度如何，不仅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具体切实的参照互证，也是衡量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准。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角度讲，文学史料不仅仅是研究的一种工具或手段，它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主体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和叙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重要方式。因此，不论有多少困难，都有必要将其提到当代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