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16)04-0060-0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是个市场经济占主导因素的商业社会，消费主义主潮将大量的后现代因素播撒在社会文化各领域中。随着现象与本质的相互解构，整个世界在消解深度的同时日趋平面化。而靠机械复制、广告宣传、媒体传播、消费幻象等支撑起来的“类像”，构成了九十年代最富有后现代文化性质并且最有影响力的时代表征。所谓“类像”是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分析后现代社会文化现象时应用的一个关键性术语。它是指在大众传播媒介急剧膨胀的消费主义社会中大量复制、极度真实而又没有客观本源、没有任何所指的图像、形象或符号。其特点是模拟再现物或仿本，并且在精确复制、逼真模拟的过程中，有意遗忘原本或源头以及其所携带的价值与意义。 在一个“类像”时代中，视觉形象成为压倒一切的统治性力量。在大量流行的数码复制的语境中，当代女性的处境与传统女性相比有了更为复杂的变化。如果说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就一直被各种节妇烈女的模范形象引导、规训，使之忘却女性真实的自我形象。而在当代转型社会，女性每天都要面对各种被压缩、复制的“理想”女性形象，这些被主流意识形态和消费意识充分美化和篡改过的“摹本”，远离女性真实体验，以一种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形式被反复生产、流通。置身于“类像”时代的真实女性，往往会在无意识中将自我物化、对象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阐释女性真实生命体验、解构了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生命神秘化、虚无化的文化想象，显露了女性主体性曲折成长的女性写作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女性写作中的身体叙事对于打破女性类像的审美奇观，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在类像时代中，影像、模型和符号有力地塑造并改写着人类经验结构，同时会以一种潜在力量模糊甚至腐蚀着“摹本”与真实形象之间的差别。被消费广告、影视剧中一再展示的女性“理想化”的身体，在充分被商业炒作、包装之后，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眼光的“类像”。对于这种过度美化的形体，劳拉·莫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有精彩论述：“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的和被动的/女性的。起决定作用的男性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性的形体上。女性在她们那传统裸露的角色中被人看和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涵。”[1]因此，置身于承载着男性欲望眼光和铭刻着男权意识的各种女性“类像”泛滥的汪洋中，女性的“真我”却成为众多女性“类像”遮蔽下一个无从追寻的原本。而商业时代语境中隐藏的男权文化秩序，迫使现实生活中很多女性坚信：她们所面对的各种女性“类像”就是女性“真我”，就是她们成长所遵从的现实范本与终极理想。与此同时，这些女性“类像”所创造的审美奇观，构建了一种足以混淆个体视听的超级“真实”，并以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改造着女性的生命感觉与情感体验。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时代语境下，女性写作显现了其不可或缺的精神意义和人文价值。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中的身体叙事，以前所未有的坦率和沉痛揭示了女性在真实生活中所体验到的身体压抑。正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身体的贬抑、规范和利用，使女性身体的自然属性和本体欲求被伪善的男权道德无情遮蔽，而女性对自身身体的感性认知和感官体验也被反身体、反感性的传统身体伦理观念彻底驱逐。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写作中所展示的女性身体那种由被压抑、被遮蔽、被歪曲到自我发现、自我反抗、自我张扬就具有了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女性写作中的身体叙事，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力度掀开了遮蔽在身体之上的伪善的道德面纱，自觉袒露女性自身独特的身体及心理体验，并在此基础上直陈女性个性化的情感欲望，就有利于揭露完美女性类像的虚伪性本质，同时为女性重新认识自己身体的意义和价值打开了一扇可能性的大门。但不得不看到的是，女性写作中身体叙事在张扬女性身体体验时又暗含着诸多无奈：显露的女性身体很容易被商业炒作、包装，成为满足男性欲望眼光的特殊消费品，而一些女性作家在身体书写时由于过度倚重生理感受，使作品损耗了本应具有的人文价值，而具有了更多“形而下”的意味，甚至导致了纯粹的“身体写作”甚至是“下半身写作”情形的出现。因此，如何既能彰显女性独特的性别身体体验，却又不沦于绝对的性别本质主义，这是当代女性写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女性写作在打破形形色色的女性神话类像方面，在当代文化层面有着不可或缺的独特成就。长久以来，作为类像存在的女性神话，在各种男权神话建构时起着独特的作用，在耀目的“妇德”的光环下，它以被动性、依附性、附属性等女性气质，成就了男权意识形态叙事体系中永恒不变的客体形象。在一定意义上，女性类像是男权神话秩序中的一个有待被意义填充的空洞，是帮助男权意识掩盖、置换与抹煞女性真相的真正“帮凶”。由男权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女性神话，表面上“神圣化”了女性，将女性托举到了真善美的道德与审美的高度。但在历代男性文人用美丽花草的比兴隐喻构筑女性神话时，我们却发现了女性神话背后的真相：女性被男性视作审美对象与性对象的同时也被彻底客体化与物化了。在这样的女性神话中，女性扮演着“花瓶”甚至“金丝鸟”的角色，以一种绝对缺乏行动力的静态美，被男性的眼光，闭锁在唯美幻象的镜中。这些活跃在女性神话中的女性类像，从它们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无法更改被男性眼光窥视、打量、检查的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女性真实的生命现状无关，只是扮演着男性凝视中的“景观”甚至“奇观”。正如克莱尔·庄斯顿在《作为反电影的女性电影》中阐明：“女性形象始终在电影里充当神话学意义上的符号。她在影片叙境中的符号价值(表象为其能指，类型意义为其所指)，将在男权神话、或曰建立在性偏见之上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层面上第二次被“榨干”或“抽空”(叙境中的符号/类型为其能指，神话素/意识形态意义为其所指)，以填充、负荷特定的意识形态意义于其中。”[2]置身于充满女性类像的女性神话的包围中，真实女性非常容易被诱导将自我的成就感、价值观建立于是否被男权社会“观赏”与认可中，而在这种期待被观看与被评价中，女性已经成为一个需要依赖他人的眼光而存在的、一个虽有主动行动能力但完全客体化的空洞的能指。在满足男性主体欲望的同时，女性也渐渐篡改了自我生命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