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文化大规模进入国人的精神视野，人们的消费形式日益多样，审美取向日趋多元，价值标准也变得游移不定。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诗歌生产的媒介、传播的途径、蕴含的精神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诗歌写作与消费文化语境之间呈现出难以割舍的共谋姿态。对诗人而言，一方是注重内在精神提升的诗歌内现场，另一方是充满诱惑之力的物质外现场，如何在两者的夹缝之间寻求平衡，用诗歌语言表达个体意识、彰显时代精神、沉淀文学经验，成为缪斯抛给每个诗人的命题。在大部分诗人看来，传统美学所期待的哲理与沉思、英雄与救赎等古典主题已不再拥有绝对的话语优势，他们更倾向于切合消费时代的文化语境，选择一种由欲望所驱使、以狂欢为表现的写作方式。因此，诗人对审美对象的加工、对审美主题的营造便打上了鲜明的消费文化印记。 身处消费时代，一切带有专制与禁欲色彩的理想型观念仿佛都被消解了，一种以物质催生精神的文明范式得以确立，并将言说者锁定在“物”的周围。在传统的诗歌抒写中，诗人往往把物质欲望看作可以操纵人心灵的精神逻辑，进而将隐匿其中的“异化”关系挖掘出来。不过，面对纷繁芜杂的物质现场，他们大都缺乏解决物灵矛盾的合理方案，甚至陷入无法求解的困惑。也有些诗人注重强化诗歌的救赎功能，以此寄托人文关怀，杨克便写道：“啊物质的洪水之上是精神的方舟，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在物质的洪水中努力接近诗歌》)。抒情者被广告、钢铁、噪音等物质的“洪水”围困，却因感受到“诗歌”这一“人类灵魂女祭司”的眷顾与抚慰，从而复归心境的平和。显然，抒情者的理想主义愿望和消费社会的实际走向是悖离的，诗人并没有沿袭前人的纯粹批判思路，把“物欲”定格为反道德的言说对象，而是以“浪漫”的精神和“诗歌”的方式，将其诗化成为富含深厚消费文化背景的意象资源，探讨其多元的存在形态。这就化解了前辈诗人单纯纠缠于物欲的痛苦和迷惘，拓展了诗歌言说的宽度与广度。更多诗人开始调整心态，与“物欲”展开新的交锋回合。 立于当代诗人的审美基点，生活现场是真实而无法回避的，其间“物质的高潮滚滚而来，精神的痉挛源源不断，两次高潮之间，些许的冷淡呵，谁也看不见”(朱文《小戴》)。“两次高潮之间”的中间地带，无疑是留给诗人的，他们的使命便是将这些“看不见”的、被人群疏远的碎片拼接起来，抽取一点物质，赋予一点精神，调成一杯都市的鸡尾酒。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一部分诗人选择自我疏离的方式，有意地将主体与时代语境拉开距离，从而获得全知似的观察角度。于坚的《在诗人的范围以外对一个雨点一生的观察》便选取了咖啡馆里的静观视角，小雨点“在滑近地面的一瞬”抢到了“一根晾衣裳的铁丝”，于是“改变了一贯的方向，横着走，开始吸收较小的同胞，渐渐膨胀，囤积成一个，透明的小包袱，绑在背脊上，攀附着，滑动着，收集着/它比以前肥大，也更重，它似乎正在成为异类”。雨点膨胀而无踪的一生，隐喻了人类被物欲所异化的命运迷程。我们看到，抒情者主动与物欲拉开距离，并将其巧妙地揉捏成“雨点”这个意象，他没有进入实际之“物”，却把“物”看得更为透彻。陈东东的《费劲的鸟儿在物质上空》进一步转向物欲自我瓦解的特质：“费劲的鸟儿在物质上空，牵引上海带雨的夜。”代表“自然，自由”的鸟儿与物质文明形成悖论式的观念联络，随着文本的深入，一切物质都进入缓慢的退化流程：“铸铁雕花的大门紧闭”、“机器船没入雨雾”、“街巷又合拢于石头”。这些物质文明的符号在雨中被解构，而诗人则以回拨历史时针的方式实现了“自我”与“物质”的分离，从而使本雅明言及的“超现实的面貌”得到逆时针式的呈现。诸多文本启示我们：在一部分诗人的抒情系统中，存有大量关于物欲“瓦解”的想象，其虚幻的梦境营造固然无法使他们真正解脱，却也能使其在分离“自我”与“角色”之后，保持一份难能可贵的清醒。 除了选择自我疏离、在超验的境界中获得清晰的自审意识之外，另一部分诗人认识到：这个时代没有绝对澄明的道德偶像，也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文化英雄，即使个体能够区分出“自我”与“人群”的差异，他也无法做到与时代的完全疏离。“二环路上，桃花匆匆谢去，雨后的阜成门亮出，奥帕丽斯亮泽的肌肤，商业的青春女神!高空的建设者，梦见希望工程：共添一块砖，燃亮白领们的一生”(西渡《阜成门的春天》)。“桃花”的离去与商业女神的登场，宣告了浪漫主义和启蒙使命的黯然隐退，也预示着一种更为“及物”的欲望话语即将获得合法的身份。此时，单纯对“物欲”施加粗暴的鞭挞和阻碍，显然就行不通了。与其逆向而行，不如尝试与之和解，在物质世界里觅得灵魂的支点，在商品拜物教中彰显现代主体意识。“我心境光明，浑身散发吉祥，感官在享受中舒张，以纯银的触觉抚摸城市的高度，现代伊甸园拜物的，神殿我愿望的安慰之所，我由此返回物质 回到人类的根，从另一个意义上重新进入人生”(杨克《在商品中散步》)。对“商业玫瑰”的虔诚拜物以及“灵魂”被“黄金雨水”的“再度施洗”，体现着诗人的现代玄学。艾略特赏识玄学派诗人，缘于他们拥有联结“物”与“灵”两重世界的特质：既能仔细聆听物质的福音，又能坚守温柔的人性。杨克也是这样的诗人，栖身于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消费社会，诗人只有主动融入世俗欲望并吸收其经验快感，才能将意义导入消费逻辑之外的经验层面，为诗意表达找到“合适的鞋子”。以“物”为镜，当代诗人将生活的“在场”证据沉淀为具有文学性的异质经验，其主体意识也在一个个日常生活的横断面中绵延不绝。通过与现实之“物”的衔接，大部分诗人的精神意向开始对物质文化彻底敞开，其自我意识的倾注焦点完全转向物化对象或现实，以求触碰到生存的感性气息。同时，他们尽量谋求精神与文化价值的双重提升，参与并见证着当代诗歌的世俗文化转向。 当消费文化已然成为一个稳固的理论背景之后，诗人们意识到：“诗歌精神已经不在那些英雄式的传奇片段、史诗般的人生阅历、流血争斗之中。诗歌已经到达那片隐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底下的个人心灵的大海。诗人们自觉到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内心历程的探险开始了。”从于坚的话可以看出，诗人将日常生活的诗性视为生命与灵魂的象征，在外部世界和群体经验愈发不可信任的时代，唯有自我的生命意识才具备超然之力，它可以使“身体”摆脱文化伦理与历史意识的困束，以及物质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与控制，使其在内部世界中保持完整的自我形象。诗人的现代主体意识在消费习俗中得到标示与澄明，他们不断抗拒着被人群“同化”的命运，体验“孤独”营造的诗意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