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5-0116-16 知识阶级是参与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不容轻忽的重要力量，对此学界历来不乏研究①。不过，尽管如此，有待开拓的空间依然甚大。1926年瞿秋白就曾指出：“五四到五卅，这六、七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五四时代，大家争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其间，思想界与政党的分化过程，“显而易见是随着国民革命的进展而日益激厉的”②。这一精辟论断，启发我们提出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既然“五四”后这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意义、判然划为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六、七年”，不仅是现代意义的知识阶级作为整体最初自觉的时期，而且它复经历了五卅运动和三一八运动即国民革命洪波巨澜的洗礼；那末，其间，这个“新起的阶级”，对于自身的地位、责任与使命等的认知，即其自我体认如何?面对五卅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大变局，又作何感想?探讨此一问题，不仅是深化近代知识阶级研究的应有之义，而且也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其时中国社会大变动的理解，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一、“五四”前后：知识阶级的自觉 “五四”前后为中国传统的士与近代知识阶级消长的重要转捩点，是为学界的共识，但人们对此的理解或切入的视角，却不尽相同。例如，朱自清说：“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③他从二者社会属性的不同，强调了新旧更替的时代临界线。而许纪霖说，“‘知识分子社会’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④，最终取代了传统的“士绅社会”，同样是强调新旧更替，视角却是“公共空间”理论。这些观点各有所见，但并不影响我们藉新的视角，将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着眼点不放在近代知识阶级的演进过程，而放在上述瞿秋白所谓的“五四”至“五卅”的六七年间，它作为整体的自觉，即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的觉醒。这便不能不首先辨析“知识阶级”新概念的出现。 近代知识阶级固然发端于晚清，但“知识阶级”这个新名词的最早出现却是在民初。陶行知于1927年说，“自俄国革命以来，‘知识阶级’这个名词忽然引起了世人的注意”⑤。足见这新名词不仅源自苏俄，且在时间上不会早过1917年。1918年4月君实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译自日文的文章《俄国社会主义之变迁》⑥，内中使用了“知识阶级”一词，为迄今所能见到最早的中文出处。翌年，张申府在《每周评论》发表《知识阶级》一文，与此同时，蔡元培、张东荪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也纷纷开始使用知识阶级的概念⑦。此后，这一名词更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流行语。故1925年有人会这样说：“知识阶级这四个字，近数年来，已经成了很时髦的名词，有人能列在这个阶级里面，自己就觉得很抖。”⑧“五四”前后，尤其是20年代，是“知识阶级”一词最初出现并迅速流传的重要时期。 时人对这一新概念的理解，可分两个层面：一是指称范围十分宽泛：“智识阶级的范围渺茫得很。在中国人的智识依然幼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且把稍有专门智识和稍有普通智识的人们，如工程师、律师、医生、管账先生和教教孩子们的物理化学的人们，都放在智识阶级里面。”⑨即国民中凡受过教育者，皆可统称为智识阶级。不过，人们因其社会地位与“学问”的高下，又通常分之为上下层，如中小学教员属下层，大学教授等则归上层，一般在校学生又称之为“少年知识阶级”。以下为蒋梦麟的界定，强调以知识为职业者是知识阶级的“本位”，就显得规范了许多，但他强调的明显是在上层：“现在所谓知识阶级，大都指投身教育事业者而言。其次为出版界的著作编辑者，再其次为以高等学术为基础的职业者。再其次为散于各界中之对于学术有兴味者。教育界及著作界以知识为终身职业，故为知识阶级之本位，余者只可谓与知识阶级接近者，因其职业本不为单纯之知识。”⑩与此相应，人们又常将之与学界、知识界的概念相提并论，等量齐观(11)。二是，新名词虽包含着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个体在内(12)，但人们彰显的首先是指作为在社会学意义上与资本阶级、无产阶级等相对待的集合性名词，即其作为“群体”、“阶级”、“阶层”的集体性意涵。如张东荪说：“中国的知识阶级，实在具有许多的不道德，比不上其他的阶级”，它应“与劳动阶级合并”(13)。上述国人对知识阶级概念的理解，实际上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一词虽是苏俄的舶来品，但却是“赝品”，因为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知识阶级概念，全然丧失了传统的“个体性和独立性”的内涵，而变成了“群体”、“阶级”的集体性名词。中国人移植并在本国生根的恰恰就是这种“被阉割的‘印贴利更追亚’”，故“中国舶来的只能是赝品”。与传统的法式和俄式概念相比，中国的知识阶级、知识分子等相关概念，虽自成体系，却是“非驴非马”，无非“中国自己的‘牛’”罢了。缘此，中国的“知识阶级”概念既与强调个体性独立性的“法式”、“俄式”的“概念或传统无缘，并与世界发展长期脱节”(14)，从而产生久远的消极影响。它还断言：造成此种结果的原因就在于，“其语境是一个落后的中国，思想背景是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然而，此种观点，有违历史，似是而非。 首先，关于知识阶级、知识分子的定义，即在欧洲各国至今也未有过统一的界定。甚至直到20世纪中叶，在英文中它们还仍然被当作是贬义词(15)。19世纪中叶后俄国启蒙运动深受法国的影响，其知识阶级概念在十月革命后容有变动，但却不能说全然丧失了主体性和独立性的意涵。这只需看看张申府的《知识阶级》一文是怎样介绍这个新名词的，就不难明白这一点。他说：“知识阶级是什么呢?照俄国人所自解的，他就是自觉的国民。不是单单认识文字、受过教育的，乃是批评的思索家，对于现代社会总是反抗的……常有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的态度……实类乎此士之所谓先觉。”(16)这里明明在强调俄国的知识阶级，是一批勇于批评与反抗现代社会的思想家、富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先觉者，怎么能说其传统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全然丧失!不仅如此，缘此也足见中国的知识阶级概念虽然宽泛和突出了集体和阶级的意涵；但并未忽视其作为社会批评者、反抗者即“智识者”的价值，即其时鲁迅所说“不顾利害的”“真的知识阶级”之可贵(17)。因之，批评其时国人只是舶来了“赝品”，从而长期与世界传统脱节，显然有失简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