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的中国，许多内地城镇急剧衰落。与之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影响或支配的沿海城市急速发展。本文以中等规模的城市济宁为研究对象，探讨它在动荡的民国前期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现代化转型努力。本文聚焦于在中国北方城市中比较独特的、起到能动作用的济宁精英，认为尽管现代商品、技术、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引入改变了当地社会的构成和风尚，但旧有的因素和习惯依然在这个内陆城市十分活跃，这与那些受现代或西方势力支配的通商口岸情况大不一样。济宁的现代化进程发生在动荡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这种情形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张力以及市民社会的正常成长，而这些都在它的城市性格上留下鲜明的印记。总体而言，本文认为济宁部分成功的现代化是一个例外，孤立而脆弱。大济宁地区不可否认地成为了山东乃至中国北方和整个现代国家社会经济网络中沿海核心区的一个腹地。济宁的案例揭示了中国现代城市化历程中的一个共同现象：工业化城市的命运是由许多超出自身的因素决定的，农村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办法压倒了城市自身的逻辑机制。 一、导论 虽然济宁城所处的山东西南部素以落后闻名，但它却以其繁荣的交通和工商业、独特的景致和灿烂的文化而成为中华帝国晚期最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之一。明清时期的济宁城是济宁州或济宁直隶州的州治所在，拥有一些属县，在全国的行政等级中处于中等地位。同运河沿岸的其他一些城市如天津、临清一样，济宁作为一个经济中心的兴起主要源自元代中期大运河的重修。大运河在明清大部分时期内成为帝国的经济命脉，漕运和运河贸易促进了沿线地区的发展，济宁和临清一直是山东两个最大的商品经济中心。 19世纪40年代以来，大运河和黄河水利系统损毁，再加上战争动乱，导致大运河沿岸城市生活和经济陷于崩溃。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清王朝的生命活力转移到沿海区域的新兴城市和企业里。①新的经济网络使运河城市丧失了之前在国家政治经济版图中的战略性位置。尽管如此，各个地方对西方工业城市化的反应表现出了多元性和复杂性，由此造成了它们不同的现代命运，临清和济宁的对比尤其明显。地处山东西北部的临清的重要性急剧消退，西南部的济宁也处在崩溃的边缘。但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几年里，尽管中央权力在持续消损，济宁精英及民众却努力采取一些措施阻滞了他们城市的衰退，奠定了济宁现代化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济宁精英坚持不懈的抗争使得与南北主干道津浦铁路相连的兖济铁路支线得以修建，并于1912年通车。这条支路部分地取代了之前的大运河，有效地服务了济宁当地的经济。②在国家权威失去了稳固和有效的统治能力的民国前期，济宁精英和民众在与地区、国家和国际联系网络的不断变化中界定和构建他们的现代城市性。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尽管也存在许多本土意义上的城市和市镇，但传统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像西方一样带来现代性。希望根除落后的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模仿西方的城市化，这种模仿建立在他们所接受的现代城市图景上，如鲍德威所说，“那幅图景是源于19世纪的现代的、进步的西方工业城市”。③舶来的西方现代城市性因而变成了“向西方学习”模式的核心。然而由于各地条件和动机的不同，西方式的现代化在中国各地的经历并不一致。新近兴起或扩大的沿海通商口岸——上海、天津、广州、青岛和旅顺等城市由于它们较快地接受了外国的投资和经验，获得了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也使得上述城市成为西化的先锋。在最近一二十年“超越上海”的研究趋势中，学者们开始关注内地那些表现出与沿海不同转变模式的城市，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聚焦于北京、南京以及一些省会城市，它们都有充分的经济和政治资源。④关于内地中小城市转型的研究方面，海外华人学者邵勤曾有过关于县级城市南通的专门研究。⑤作为一个地处长江三角洲边缘带上的近海城市，南通与上海的近距离赋予了它对现代性和外来影响的快速认同。但到目前为止，关注内地中小城市转变多样性的深入研究还是少见。 同样地，不论是在帝国晚期处于繁荣的还是在现代时期处于衰落的内地北方大运河区域城市，中外学界对它们的研究依然不够深入。周锡瑞在探讨义和团起源时重点介绍了晚清山东西部的农村性格，那里存在着保守、狭隘、甚至是带有反叛性的土壤，但他注意到了济宁特殊的城市性。⑥彭慕兰对于山东西部运河——黄河区域的考察，演示了一个曾经的中心经济区逐渐走向衰落的演变过程。在观察地区性差异时，他准确地指出了不同区域在与沿海为中心的新经济链接中不同的主动性：与山东西北部的易适应性相比，“山东西南部权力拥有者选择在许多方面拒绝融入大网络中”。⑦然而，彭慕兰忽视了山东西北部包括它的区域中心城市如临清以农村的日益贫困与城市的财富和现代性丧失为代价，被动地融入到现代经济网络中，也低估了济宁精英精心地尝试将他们的城市推向新的网络中，从而构建起现代城市性。⑧ 本文选择民国前期济宁的转型去检验其新的城市性，并从更大区域的以及全国的视野来审视它的重要性，试图提出三大问题：首先，作为一个与具有相对充足的金融和政治资源的现代政治中心城市(如济南这样的省会城市)不同的内地边缘化城市，济宁是如何在艰难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实施城市的现代化?我将强调济宁居民尤其是其中具有强大力量和开放意识的精英群体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早在晚清，与弱小的临清精英无力挽回他们城市的衰落相比，生机勃勃的济宁精英积极致力于济宁的现代转型。正如本文将要揭示的那样，民国前期的地方精英试图重建这座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身份。第二，作为一个全球化网络之下的内地城市，济宁将被设计和建设成具有什么样特点的城市性?除了描述旧与新或国内与国外因素(特别是外国传教士的存在)的结合，我将说明一些有影响力的地方领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折中的意愿，这种妥协在城市文化氛围中留下了明显的烙印。第三，如何结合济宁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位置来审视济宁现代城市性的实践?我将论证，济宁及其周边地区的现代转型取得了些许成功，尽管其所在的大区域如彭慕兰所言变成了破败的内地。但济宁所追求的现代城市命运更多地受制于国家社会政治大环境的变化，其命运不是由自己的特性所能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