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53(2016)04-0059-09 DOI：10.13574/j.cnki.artsexp.2016.04.007 一、“遗产资源化”思考的发端 有关“遗产资源论”的理论思考，是笔者牵头承担了国家重大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后，和课题组成员一起在西部做了八年的田野调查，解剖了70多个个案以后总结出来的。该课题的《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总报告书》，首先梳理了有关“从遗产到资源”提出的国际背景。通过对日本提出的“文化财”，美国提出的“遗产资源”(Heritage Resources)、“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以及北美地区提出的“文化遗产与所在地的关系”，欧洲提出的“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台湾地区的“文化资产”等概念的梳理，显示了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现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进行活化利用，为当地文化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的现象。[1]5 这种将遗产资源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将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进行活化利用，为当地文化政治经济发展服务，另一方面也是文化多样性、本土性的复活过程，是对工业化发展的一种反思与反弹。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工业文明高速发展带来的空气污染，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等，使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开始改变，认识到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对自然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到开始重新发现小地方的“部落”的文化和社会价值。与此同时，催生了北美和非洲一些部落国家的一种思潮，即主张民族依靠文化认同来维系。抽象、无形的文化认同需具体的物质文化遗产来体现。特定族群与文化遗产应有紧密的关系，该民族有权生存在由文化遗产构成的环境中，享受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文化。文化遗产也应留在原处，一方面，该族群人民与后世子孙得以接近利用；另一方面，此文物与周边环境关系密切，其“脉络”关联着丰富的知识与信息，有助于当地人对文物历史的了解。同时，这一趋势既是对全球化发展的挑战与反弹，又促使了文化多样性保护思想的产生。[1]3 日本是最早提出将“文化财”，即文化遗产进行活用，让其成为重振地方文化和地方经济的一种资源的国家。其目的是将文化传统活态地保留在社区中，借此恢复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力，并在此基础上再造农村社区新生活。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地区也一样，在本土经济全面复兴的情况下，考虑到地方文化的保存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故提出将地方文化特色加以产业化的策略，使古迹通过活化的利用，成为地方文化产业的资源，创造经济诱因与地方生机。[2]这就是将文化遗产从静态转化为活态的过程，也是从遗产到资源的研究基础。 但笔者有关这一思考更早的萌动，要追溯到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举办的“文化自觉与跨文化研究”研讨会。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在发言中讲道：“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这让笔者很震撼，因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整个中国几乎都还是沉浸在与国际接轨、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很少有人关注到文化的多元性发展。在那个时候笔者看到的不是像萨林斯所讲“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而是全球化正在抹平不同地方文化的差异性，而走向全球的西方化。 为了表达不同想法，笔者写了《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一文，表达了对世界不同地域传统文化正在迅速消亡的忧虑。“据统计，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每天都有100种左右的物种在消失，这么多物种在短时期内的消失，会使得地球上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的完整机体遭到致命的伤害。但是从来没有人统计过，随着工业文明的侵染，每年有多少地方性的传统文化在消失，而这种消失也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带来伤害吗？”[3]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被列入到《北京日报》2000年元旦刊登的“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发表的最重要的学术观点”中。因为这篇文章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一系列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理论，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提出早了好几年。 此时，恰逢国家为了平衡东西部的发展，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当时笔者隐隐地担心这种经济大开发会引起文化生态的大破坏。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只是处于重点发展经济的阶段，大家只注意经济发展，很少注意有关文化保护的问题。在向费孝通先生请教这一问题时，他提出了有关人文资源的概念。“所谓的人文资源就是人工的制品，包括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它和自然资源一样，只是自然资源是天然的，而人文资源却是人工制造的，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一点一点地积累、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文化、人类的历史、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4]“我们要好好地利用这些人文资源，让它变成我们丰富的生活资源。大的我们不讲了，就讲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这些艺术活动，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感情需要，通过我们的大脑、眼睛、嘴巴来表达、传送和接受人类的各种感情。也就是通过我们的器官来欣赏和接受各种不同的微妙的心理感受。人通过艺术吸收外界的东西，刺激我们的感觉，帮助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认识世界，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中的或人类情感中的许多美好的东西。而这种感受的辨别，这种审美观念的形成，很多都是从小培养和从传统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和习得的。”[4]费先生在这里强调了人文资源中的艺术的部分，他认为，过去我们过于强调了物质的部分，而对于人的身体以外的感受，包括艺术部分，却关注较少，而在人文资源的概念中则应该要包括这一部分。他当时提的是人文资源，而不是文化资源。人文与文化比较起来，可能更关注人自身存在状态，包括人自身的精神、意识、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虽然其中也包括了物质的部分，但更多的是物质产品中所承载的人的价值观和技术部分，和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很相似，只是其涵盖面更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