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商业，也就是理解商品的流通、销售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众购物活动，是研究消费文化的关键。各种类型的商业设施，在形成与建构特定的消费生活的过程中，起到了即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定的消费文化，正是这些商业设施所展示和销售的商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相互作用的一种动态结果。本雅明对于拱廊街及世界博览会，博德里亚对于商品的符号价值的研究，都对此有过精到的阐述。事实上，我们称之为“市场”的东西，主要就存在于商业设施中“商品的巨大堆积”，以及人们各得其所的购物活动之中。商业，不仅是连接着商品生产与商品使用的中间环节，也是导致特定时代的经济基础与民众日常物质生活密切互动的领域。 我们所置身的城市，有着各种各样的商业设施，既有大型商场与购物中心，也有五花八门的路边小店及流动商贩，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存在理由。相比之下，大型商业设施与商业集中区，以令人瞩目的建筑形式、巨量的商品及相关联的服务和它们所吸引的如潮的人群，成为了特定城市的中心性场所。自西方19世纪中期，及中国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百货商场为主的大型商业设施，已经成为现代商业乃至现代城市的主导形态，它不仅是商品的一个聚集之所，也是城市令人流连忘返的一个中心之地。大型商场及商业街区，似乎在以一种永久性的建筑形态，让一个更广阔的经济体系深深扎根于城市及城市日常生活的生长与变迁，同时还把城市拆分为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割据与竞争，各自此消彼长的动态区域，从而让商业成为影响城市空间演化的核心因素之一。一座城市，就是由一座座分落各处的大型商场组合而成的。城市，总在以市场的空间形式来构建自身。而现代的大型商场及购物中心，还是商品生产及其流通方式最重要的呈现形态，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相互协作的产物。①相形之下，那些更具前现代形态的集贸市场、更小型的商铺，以及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流动商贩，则只是现代城市商业形态中的配角，它们在满足民众日常消费生活的过程中尽管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更显庸常、简陋甚至投机意味，给人以更强烈的临时感和不稳定感，似乎只是城市生活的寄生物。在今天，大型商场已经成为城市的公共空间。相比于城市中其他重要建筑，那些精心装扮、五光十色、热闹非凡的大型商场都是人们更容易也更日常进入的场所。城市中的人们，无论其财富及社会身份如何，都能在其中获得满足、幸福、疑惑与挫败等难以忘怀的经验。正是在这些经验中，或明或暗地包含着特定时代的宏观政治经济体制、城市空间形态、民众日常生活之间发生密切互动的历史进程。 一、王府井与北京城市空间 如果说，由经济体制变革所造成的商品消费生活形态之变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及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的话，那么这一现象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表现，就是文学面对这一社会变迁的无法回避的应答。单就书写商业设施及城市商业街区而言，王安忆作品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上海南京路与淮海路，池莉作品中改革开放时期的武汉吉庆街，以及其他一些作家，都从不同侧面书写了这些商业设施及商业街区在不同时期的消费景观及生活经验。而在北京，刘心武和王朔，也通过他们的作品，分别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北京的王府井大街。这两个时期尽管分属于当代中国的计划经济晚期及市场经济早期，但王府井大街却始终是这两个不同时期中的北京商业中心。刘心武描述80年代中期王府井大街的《王府井万花筒》写作在前，是一部应时之作；而王朔创作于90年代初期的《动物凶猛》却是针对北京70年代中期的一部回忆体小说，且王府井大街只是作品中的一个次要故事场景，但两部作品之间的王府井大街仍具有历史进程中的连续性，能为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商业及消费在构建城市生活经验之当代变迁的作用提供重要的视角。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业化主要是自1905年东安市场开业后启动的。这座商场以其所经营的日用百货、餐饮娱乐和带有早期品牌意识的经营方式，体现出一种前现代的集贸市场和当代购物中心的混杂形态。在此之前，晚明时期为抵御当时来自满族人的军事威胁而修建了外城，这一区域里的前门、天桥等地，是北京城市经济生活的重要区域。到晚清时期，西方国家在王府井西南方的东交民巷一带修建使馆、饭店、银行、兵营等，而前门的大量商铺因义和团运动也纷纷迁入，导致了东安市场的建成，带动了王府井大街早期商业的发展，打破了此前北京内城对商业的严格限制。几乎与此同时，晚清政府为振兴实业，在前门修建了北京第一座现代意义的百货商场：劝业场。1917年，南城的香厂路建成了新世界商场和游艺园，且规模都大于当时的东安市场。但王府井仍因东安市场及各类专营商号、银行、协和医院及电影院等娱乐场所的兴建，也因其紧靠紫禁城和外国使馆的位置，而逐渐成为北京城的高档商业中心，并在与前门、西单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可以说，王府井的商业化，是近代以来西方及本土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协调与竞争的结果。 1949年之后，王府井的各类大型不动产逐步收归国有，各类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国营商业设施纷纷入驻于此。政府分别在王府井大街与长安街交叉路口的西南，建起了前煤炭部大楼、外经贸部大楼，在协和医院旁兴办了中央美术学院(1950年)、儿童电影院和青年剧院。在王府井大街中段，几乎在东安市场正对面，一座建筑体量、经营面积与商品品种及数量均超过东安市场一倍的百货大楼于1955年建成开业，它的出现，为此一时期北京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带来了强大的经济威慑力，同时还迅速成为整个北京城中商品销售量最大的商场，直到90年代初以主要经营进口及合资商品的赛特等商场出现之后才被改变。此外，这里还有北京最大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北京工艺美术商店、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媒体之一的人民日报社也长期驻扎于此。再往北，新建了比北京饭店更高的和平饭店(1953年)及华侨大厦(1959年)，另外还有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首都剧场(1954年)等文化科研单位。而在王府井大街与朝内大街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本作为“建国十周年庆典”建筑之一的中国美术馆于60年代初建成开馆。这里还有王府井天主教教堂。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王府井大街及周边分布的大量国家级文教单位和娱乐场所，使得这个传统的商业区域又附加上了北京文化中心的功能。而众多的宾馆饭店，又让这一区域成为北京重要的高档涉外场所。这样一来，自50年代始，王府井区域逐步成为一个以大型商业设施为中心，以文教卫、宾馆旅游及市民娱乐为辅助，既有国家及北京市地方政府机构，同时也融合了各种社会公共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并与其西边的国家仪式中心天安门广场、政治中心中南海遥相呼应，在城市空间功能上超越了前门与西单，成为北京城最重要的中心区域之一。中共建政前30年，王府井大街成为北京乃至中国大陆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建设高度发达的核心象征。至70年代中期，各种政治运动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背景下，一大批大型国家公共建筑、工厂、二环路、地铁及少量住宅区等的建设影响到了北京整体城市空间形态，但整个北京城市的基本空间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也让王府井大街一直能保持它在北京城的一个中心位置。而正是自70年代中期开始，因各种新现象及多重社会力量的陆续出现，使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城市演化进程，并在王府井大街区域铭刻下了瞩目的历史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