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仲伟民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作为对形而上感兴趣的研究者，往往更容易将目光聚焦于诸如思想、学术、教育等高端文化层面的领域，殊不知物质层面的问题可能恰恰是一点都不逊色的关键性的东西。有论者颇开玩笑地认为马克思、弗洛伊德的理论凑起来正是“食色，性也”的结合，这话说得倒也有趣，因为这来自日耳曼文化谱系的两大思想家，确实从两个不同的维度出发，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思想地图格局，即德国犹太人马克思(Marx，Karl Heinrich，1818-1883年)的“资本论”和奥国犹太人弗洛伊德(Freud，Sigmund，1856-1939年)的“精神分析”。一者是从最原初的生存资料入手考察，强调“民以食为天”；一者则从最高端的心理学角度入手，直接捕捉精神变化的缘由。 全球史的形成当然与以器物为基础的世界市场形成密切相关，20世纪下半期后兴起的全球史(global histroy，又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的核心观念强调互动(interaction)，主张以此代替原有的“主导—传播模式”(pattern of dominance and diffusion)①。而现代史的追问，文明史的建构，则都属于不应忽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具体的器物演技入手考察其所承载之文化意义，不但能以小见大，更牵涉宏大。季羡林先生撰《糖史》，其实已给我们开辟出一个范例路径，只是曲高和寡、识者甚少。而仲伟民教授关注“茶叶与鸦片”②，人手处虽然是极为普通的物质贸易产品，但牵连出的却是一个极为宏大的命题“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可以说很好地将“以小见大”的学术思路贯穿到具体研究中去，体现出敏锐的学术眼光与良好的操作范式。 就东西关系史而言，我们应特别关注东物西渐史的形成(这里的“物”是物器的概念，不仅包括一般性物质，也包括器械类物品)。如此，则代表具体国别的若干物器，就自然不能忽视，譬如对中国来说就是小到丝绸、大到园林，四大发明之火药、指南针，唐三彩等等都在关注之列。但貌似并不起眼的区区器物，却很可能承载着远超出其表象的意义，诚如贝克(Beck，L.Adams)所言：“就像我自己亲眼在开伯尔隘口看到的那种情形，商队来往于通往印度的路上。其他地方的商人，如从拉德克、土耳其斯坦或从中国等地，云集到那广袤的幼发拉底河谷。站立在这些地方，我突然明白，这里运送的不单单是食品、衣料和珠宝等商品，人类的思想也曾沿着这些商路往返交流传播，而且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早在人类记事之前，而且我相信它实际传播的要比现存的要多得多。”③器物本身只是一种载体而已，其背后所体现的则是它所代表的文明程度和文化因子。文明之间的交流要重要得多，这种源自器物，引入多种视角，进而上升到社会与观念层面的思路，必将开启学术场域的重大格局与范式转变。说到底，器物—制度—文化三层面本身是层层相关，不可能截然分割的。 器物层面的机械、商品，乃至勾连人类经济生活网络的货币等，表面看去不过信手拈来之物，但其后蕴藏着极为深刻的符号意义；制度层面则以法律为核心，政治、行政、管理、治理等都在其中，考究制度层，必然要考察其与具体的物质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不仅要考察其法律条文如何，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其实践效果如何。这也就必然使其下降到物质生活和经济生活层面。当然无论是物、器，还是治、制，最后都会溯源到思想观念的形成，舍却人类思想的流动，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其核心意思无非一层，寻求公约数。在异质文明之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寻求公约数而已，而且应当寻求思想的最大公分母。 当然，作者入手处是一个小小的物种，就是作为贸易商品的茶叶与鸦片，但试图探讨的显然是大问题——19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在作者看来，“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快的历史时期之一。在这个世纪里，人类文明发生了重大转折，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人类开始从多种文明的不同追求，变为追求同一种文明即工业文明，开始走向全球化。19世纪的全球化，说得极端些，实际就是西方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西方文化在19世纪形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其他文化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要么主动适应和改变。这种趋势至今尚未停止。”④鸦片和茶叶的命运逆转，或许正可为此大变局做出有力的注脚。但问题在于，我们仍身在历史进程之中，所以不但要有回首反思、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力，也还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使自己处于未来式的超焦距中，因为全球化固然不自19世纪始，亦不会以21世纪终。西方，准确说是西欧给人类带来的是一种“西方现代性”概念，并且用暴力来迫使所有民族都不得不“与狼共舞”。可问题在于，历史已然如此形成，不可能退回重来，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未来？西方人又出现了第二阶段的北美文明，以美国为代表的制度优势和全球统治，一方面确实创造出辉煌成绩，但从道义角度而言实际上使西方文明蒙羞，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所发展出的世界治理模式，是一种恃强凌弱的霸王之道。 东方人相反，在接受西方的“暴力教育”之后，出现了非常不同的“冲击—反应”模式。虽然最后以“暴力论胜负”的原则恐怕很难改变，但在漫长的解决之道的寻求之中，恐怕会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如何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法。作者引日本学者杉原薰的观点：“实际上有两条经济发展道路：一条是起源于西欧的工业革命的道路，另一条是东亚所开创的勤劳革命的道路”⑤。这个说法当然颇有启发，但其中误区显然亦在，这点作者有明确批评，认为“即使我们承认日本取得的经济成就，也主要是因为日本学习西方的结果，很难称之为与西方并行的第二条道路”⑥。两分说本身是很有见地的，但我更倾向于仲氏自身的两分判断：“自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世界经济尤其是世界市场就有了全球性的关联，中心区强行将边缘和半边缘地区拖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后者完全是被动的。一些边缘区国家可能完全成为中心区国家的附庸，几乎丧失了独自发展的机会；而一些半边缘区国家则可能想继续在原来的路上走下去，只是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会发生某些改变。中国大概属于后者。我相信，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干扰，中国也会继续向前发展，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其发展的方向绝不会是欧美式的现代化道路，那应该是一种惯性的历史发展，即古老农业文明的进一步延伸。”⑦这个判断既有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把握，也有自家传统的立场坚持，很是观点鲜明，我是赞同的，即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其实本有自己的道路可走，而且就长时段来看未必就不如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但可惜的是世界既以强权为元规则，则并不容得他者取自由、平等之原则行路！这一点印之以作者的另一处表述则更为直接：“十五六世纪以来，西方历史按照自己的发展逻辑自由展开，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中国历史按照自己的发展逻辑应该是农业文明的继续或王朝的继续循环，但至19世纪外来因素打破了这种循环，中国历史再也不可能按照自己原来的轨道继续行进了。因为强权政治、科学技术和市场将全球联系在了一起，地球上已经不存在绝对独立的空间了。”⑧这里的中国可以用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概念表述之，即“东方”，西方历史按其内在逻辑展开；东方历史亦然。东方世界不仅有中国，还有印度，还有阿拉伯等语系国家，甚至包括非洲。如果借助二元三维的思维模式，我们则可以看到一个更为开阔、相互联系、彼此互动的大世界，则西方、东方的道路并不仅仅是自己的路而已，其仿佛互不相关的“轴心时代”早已是明日黄花；其相关度则是必须适应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这就是西方现代化带给全人类的“礼物”！而且这一过程仍在动态进行之中，不能简单地被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表面动听的口号所迷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