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战后出现的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思想家和作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既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也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重要奠基者和代表人物。早在1979年就有研究者指出：“在当今英语世界社会主义作家中，雷蒙德·威廉斯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没有任何一个‘左派’人物有如此大量的作品值得赞扬。”①由于劳工家庭出身的经历以及长期从事成人教育的社会经验，威廉斯对于在当时英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强烈不满，并在此基础上对英国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了历史的审视和全新的阐释。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威廉斯在对待大众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上也完全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精英立场，即对大众文化一味地否定与批判。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威廉斯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奠基者，并为之后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本文立足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等著述，试图揭示他对“大众”之内涵的理解以及从传播视角对大众文化形成和发展之原因的探寻，分析他对知识分子精英利用自身的话语霸权为文化艺术制定的所谓标准的批判，阐释他就大众文化发展中的非个人化特征以及有关大众文化的低劣化之争所做的辩解。 威廉斯站在与英国精英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立场上对“大众”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联系当时英国社会工业化等新形势对“大众”这一新出现的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大众”作为一种新现象和一个新术语，与正在不断强化的三种社会趋势的融合发展密切相关。首先，随着英国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口逐渐集中到城镇，并随着总人口的增加而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化进程。其次，工业生产中机器的普遍使用使工人集中于工厂的趋势得到加强，这是企业大规模集体生产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上述趋势带来了有组织的和自我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发展，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集中”②，即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合流导致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化程度得到加强。实际上，上述趋势是互相联系、彼此促进的，所以“大众”一词具有一定的统一性，是在上述几种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现象。据此，“大众”概念还派生出以下几个概念：由城市化派生出“大众集会”，由工厂生产规模的扩大派生出“批量生产”，由工人阶级社会活动的频繁发展派生出“大众行动”。但是，在当时许多保守的精英看来，“大众”在词义中也保留了“乌合之众”的传统特征，即“容易受骗、反复无常、群体偏见、兴趣和习惯低下等等”③。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就有可能形成对传统文化的威胁，大众观点、大众偏见都有可能淹没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而流传下来的思想精华。威廉斯认为，这种对大众的偏见实际上源于对大众的不了解，其实质是话语霸权的表现。 威廉斯还进一步探讨了大众与个人的社会经验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社会生活中，我并不认为我的亲戚、朋友、邻居、同事、熟人是大众，大众往往是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人。同样，对于其他人来说，我们也是大众。因而，大众就是自己和熟人以外的其他人。由此，威廉斯认为，我们看到的许许多多其他人就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所谓大众，而我们自己也被其他人视作了大众。在他看来，在这种“大众”观念背后隐藏着英国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普通民众盛气凌人的蔑视，以及他们对于一般陌生人唯我独尊的傲慢。④ 二、大众文化的传播 威廉斯通过对英国新兴的大众文化传播、特别是英国现代报业发展的历史考察，从经济、技术、政治等方面对报刊的发展和影响进行了分析，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影响英国大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和物质技术基础。他特别指出，以往研究的主要缺陷是“没能把报刊史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在一起，而报刊史是必须放在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内部来解释的”⑤。与此同时，他把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具体化，强调“文化的最终解释必须考虑到与之相关的基本生产体制”⑥，并从影响文化生产的经济、技术、社会政治等方面分析大众文化的传播与生产。 威廉斯首先从经济上对大众文化的传播、尤其是报刊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的阐述主要集中在财政税收、广告收入、受众消费等方面。 威廉斯认为，18世纪初期，英国在经济方面对新闻报刊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税制等财政措施来实施，政府根据报纸版面的大小来征收印花税，根据插入广告的多少来收取广告税。而实际上，征税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控制不利于统治阶层的言论。“这种方法预示着国家对报刊控制方式的转变，国家许可证正在被市场税收取代。”⑦报纸在扩张，与此同时，对报纸征收的税收也在不断增加。印花税在1789年提高到2便士，到1815年又提高到4便士。这些措施曾导致报纸的发行量暂时有所下降。但是到了1836年，印花税又降到1便士，广告税则降至每则6便士。这就给报刊经营者提供了机会，引发了报纸通过降价而大肆扩张。1855年，随着政府对报纸征收的印花税和广告税的最终取消，报刊出现了迅猛发展的态势。在1856年之后的25年间，报纸的销量至少增长了600%，特别是廉价的大都市日报和更为普及的地方日报取代了《泰晤士报》等精英报刊原有的领导地位，尤其在中产阶级下层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扩张。⑧ 威廉斯进一步指出，在19世纪的英国，对报刊的发展始终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是广告，广告收入提供的稳定财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报刊的独立发展。1840年代以来，报刊的广告内容数量大增，一家成功的报纸往往就是一个很能赚钱的企业。这也使得报纸的所有制逐渐发生了变化。早期的报纸主要归印刷商控制和所有，现在的报纸则主要由股份公司来运营，印刷商则由业主变成了受雇的代理商，这也是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广告刊出模式也在不断地改进变化。老式新闻报纸的财源主要依靠数量众多的小广告，即“分类广告”，而到1880年代以后，报纸迫于压力，开始使用一些新的广告模式。比如，报纸抛弃了固定分栏目的陈规，允许使用大字号和插图，为奇特的新商品做广告。此外，刊发广告的主体也越来越不同于过去。在18世纪，还主要是由商家直接出钱在报纸上登载广告，而到20世纪初，出售广告版面的制度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广告代理和经纪制度，最终全面建立起了独立的广告代理机构”⑨。在这种情况下，全职广告经理在报纸内部的地位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由低级职位逐渐提升为高级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