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9-0020-07 本文的主旨，是从方法论上探讨新文化运动时期国人有关中国认识的态度、知识背景、方法及其相互影响。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本文包含三个维度的考察。首先，它是关于中国历史和社会认识的方法论研究，这同时也就关涉中国社会的若干基于实证的判断和解释；其次，它考察中国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的知识、知识体系及其制度的演变，这也就关涉中国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知识群体的转型；再次，它考察中国社会现代变迁之中中国人的自我认识的演变，从而关涉现代社会的观念基础即认同的意义。本文以新文化运动为时点，但也会纵观这一时期前后的历史现象，考察的主要对象为当时中国的知识群体，即转变中的士大夫和形成中的新型知识分子，亦会涉及一般识字的人群。通过考察和研究，本文揭示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大变局关键节点的新文化运动之中人们的认识、知识背景、判断和情绪与他们的决定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 一、为什么要认识中国 为什么要认识中国这个问题，今天在一些人的直觉中，似乎是多余的，在他们看来，认识中国是无须置疑的任务，为什么的问题根本不存在，虽然他们为此提出的理由各不相同。然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的观念中，这个问题同样是多余的，但他们的态度刚好相反，认为中国尤其它的传统就是如此，不值得重视，它的糟粕如此明显，而其精华，如果有的话，其他文明同样也具备，因而就无须认识，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中国。①这样一种观点和态度的形成有复杂的背景，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直至今天仍余缕未绝，而这正是将中国造就为他者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会发现，一些人之所以认为认识中国不必要，恰恰是因为对中国缺乏基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系统知识，不仅对当下的中国，而且对传统的中国，都缺乏系统的和全面的认识。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主张系统地认识中国的观点虽然存在，却处于弱势的地位。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有鉴于当时人们的思路，为回应为什么要认识中国的问题，尤其考虑到他们要彻底改造中国，能够提出许多理由，这里撮其大要，概括出如下一些主要的方面。 首先，在何种情况之下出现了认识中国的迫切要求？毫无疑问，巨大的社会变革迫使人们要重新面对他们似乎熟悉的、天天出入其中的那个社会，重新认识自身。但是，在那个即便西方的现代学术体系也刚刚形成而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尚属草创的时代，传统的知识体系、认识方式和判断准则，仍然具有强大的惯性力量，人们常常据此并且依照日常经验来认识他们所身处的社会、社会中的人，以及这个社会和这些群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而这种认识和那种通过现代学术研究所得到的知识和理论是有极大的差别的。倘若社会变迁是以改良的方式进行的，那么人们的认识不足还可以通过逐渐的、试错的方式予以调整和纠正，但如果社会变迁是以革命的方式进行，那么错误的认识和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就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和无法挽回的损失。然而，无论如何，认识中国是改造中国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你无法改造一个你对之认识不清和不全的社会现象，更何况，现在的对象是整个中国，包括它的全体民众和全部历史。但是，这里有一个致命的困难，当时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对中国及中国社会知识的缺乏和薄弱。 其次，这种认识具有一种独特的急迫性，它是在西方强国侵略、压迫和欺凌之下的对比认识。对付列强，或者更高一层的目标，中国的强大，成为当时国人对中国社会及其人民进行认识和做出各种判断的主要目的，纯粹出于理性的倾向和兴趣的认识虽然也有一席之地，但居于边缘。当然，在中西对比的境域之下对中国以及相应地对欧洲的认识，并不是自19世纪40年代才开始的。康熙时代的“中西礼仪之争”实际上就蕴涵了这样一类认识及其必要性，如果溯及更早的历史，那么明末开始的中西交通已经提供了这种认识的可能条件，但是当时中国的士大夫只有极少数人生发了这样的意识，而不久也告中止。 不过，“中西礼仪之争”所包含的认识与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相应认识有根本的区别。因为，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一，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与所谓西方列强以及日本之间的巨大差异；由此，第二，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巨大优势；第三，国人是在巨大的失败和挫折，尤其是心理崩溃的局面之下达到对这种巨大差距的认识的；第四，国人有了初步的世界观念，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几近消失。 另一方面，欧洲人自从17世纪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有计划有系统地来中国传教，同时就着手从各个方面了解和考察中国，并把这些考察所得整理为文字，源源不断地传回欧洲，使得西欧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有了相对来说颇为丰富的知识——尽管许多报道和判断其实是错误的和相互矛盾的，就如赫尔德所说，“现在，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对欧洲的一些国家”②。而当时中国的士大夫对欧洲的所知及其态度则是连传教士送到他们面前来的知识也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 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这表明国人对认识自身以及外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具有如下几重意义：(1)认识中国，在当时主要就是在与西学对照的境域下反思和重新考察中国传统的思想和知识体系。很显然，如无认识，中学何以界定？西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更何况，人们还要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后者与单纯所谓中学之学或西学之学是大有区别的学问，亦即它是一种学术研究和系统的知识。(2)它提供了一种原则，不仅施用于学术研究，而且主要用作社会改革的原则。(3)建立了认同的区别的一个标准，导致了据于中学的认同与据于西学的认同之间的学术争论以及观念争论。(4)它确实也表明，中国原有的思想和知识已经不敷足用，需要引入西方的资源。 不过，从思想资源上来说，“夷夏之辨”就已经是一种自我认识的有效方式，这就是与他者的对照，而非单纯的自我观照。另外，“夷夏之辨”这一说法本身也表明，自身在“辨”之中需要得到澄清，而在这之前，夏究竟是什么，原本也是不清楚的。倘若“夏”原本就是清楚的，那么夷之为夷，自然也就是分明无误的。因此，简单地说，自我认识总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并且是在与他人发生的事件之中或之下才肇始的。但是，深入一步，这其中事实上包含相当复杂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分疏出如下若干内容：(1)认同的迷失，自身与他者混为一体，亦即原本以为有一个自身，与他者泾渭分明，而现在竟然淆乱到连自身是什么也难以分辨了。因此，夷夏之辨的提出并非表明，已有一个分明的夏或自身在，而是恰恰说明，这样清楚分明的夏是要通过分辨才能建立起来的。(2)认识的缺乏。倘若在这之前，夷夏的知识是现成而充分的，那么分辨甚至就是不必要的，至少不必当作一个重要的事情来做。或者退一步说，只要关于夏或夷的一方知识是具备的，人们也就没有必要来做这样一件大事。(3)夏的重新构造。因为夏其实与夷一样，在知识上和观念上是不清楚的，所以要梳理出来，并且还必须提供必要的论证，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构造的过程，而非单纯梳理和温习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