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以来,我先是几乎脱口而出地,但此后又是念念不忘地,提出了所谓“大空间”和“小空间”的理解框架。而开诚布公地、开宗明义地讲,这个框架的提出,首先就是为了避免以往在普世主义—特殊主义、绝对主义—相对主义之间所遇到的各种纠缠与陷阱。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曾在《文化观的钟摆》一文中,描绘过在这两者之间的左右为难。 正是鉴于这样的困扰,我这一次毋宁从传播学的意义上,再提出一种“价值中立”的框架,希望它能从思想的出发点上,就排除掉对于作为绝对观念的“普世”价值的执迷。也就是说,为了防范任何个体都只能占有的、相当短暂的历史时间对于他们各自认识所产生的影响或误导,这个框架想要预先就阻止人们去坐井观天般地,只是从自己那个时代的受限眼光出发,便对某种观念进行全称的肯定。 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要用一把新的“奥卡姆剃刀”,来切除人们那种不由自主的做法,即把自身所占有的相当有限的时空,视作了通用于古往今来的普遍历史时空。这意味着,哪怕对于那些已被当代人普遍接受的价值——包括所谓的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平等——这个框架仍要预先就从方法论上指出,就算它们看似已经很接近具有“普世”的性质了,而且也确实在调节和校准着当代人的生活,但它们仍然未必就是“普世”的。 我所以要发出这样的思考,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在这类“大空间”得以形成的过程中,正如米歇尔·福柯所精辟地读出的,从来都并非单纯是由话语在起作用,也同样有权力在起作用,而后者或隐或现的强势存在,就难免要妨碍我们去直面赤裸裸的事实和真理。——此外,由于这种总是居于主导位置的、从小就令人们耳濡目染的,且暗中会受到权力支撑的话语,它作为人们基本的教育背景,作为马克思所讲的那种意识形态,一般都潜伏在思想的地平线之下,也就构成了人们往往并不能反省到的、文化上的“前理解”。 比如,曾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其实蒙古人和阿拉伯人,都处在这种国际大空间的核心地位。再比如,也曾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亚伯拉罕宗教的各种变态形式,也都处在这种国际大空间的核心。然而,一旦时过境迁,或者一旦等到那种话语背后的权力衰落之后,其实也没多少人会继续认为,像那种确曾被普遍奉行过的价值,还会具有怎样的“普世”的意义;相反,他们往往还会用“恐怖统治”或“黑暗世纪”这样的语词,来描述那个曾经“普世”过的政治空间或价值系统。 当然,这样的国际空间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仍是由当代的西方世界来取而代之了,而且,它对于当代人的文化心理,也仍然具有类似的覆盖作用,而且也肯定不会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很容易使之产生一种“普世”的错觉。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必须尖锐地挑明这样的原则: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文明,在人类发展的任何一个有限阶段,就有权认定自己能从“经验上升为先验,心理上升为本体,历史上升为理性”(借用我对李泽厚老师哲思方向的概括),从而是绝对或天然地具有“普世”性。 从“文化圈”及其传播的角度来看,任何较大的文化空间的形成,从来是源于较小文明的相互接触,乃至边界叠加。“小大之辩”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一方面,如果在其外部不存在更大的空间,一个文化空间就未必会意识到自己的“狭小”或有限;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各个较小空间的相互叠加,也就不会在它们所共享的那个部分,基于富于生产性的文化间性,而形成较为阔大的文化空间。 比如,作为中国主体的华夏文明,是由所谓“炎黄子孙”来共同承当的,可在远古的时候,其实黄帝一族和炎帝一族,却本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然则,正因为文化的接触与融合,这个华夏文明也便在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经由原本两个较小空间的叠加而形成了。再比如,回到雅斯贝尔斯所讲的轴心时代,实则在那个至关重要的公元前五世纪,那几个差不多在同时产生的世界性文明,也都表现为经过了反复叠合的、由其内部的单元所共同支撑的、范围较为阔大的文化空间。 同样的道理:到了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明对话之所以对我们如此重要,也如此致命,也正是因为当年的这几大轴心文明,又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彼此的接触、叠加与组合。换句话说,大家休要只为文明间的冲撞而惊诧忧心,实则这个“世界史”只有走到了今天,才真正算是在开启“全球史”的进程。 但又正因为,如今再次开始接触与叠合的文明,都曾属于过去时代的轴心文明,都曾拥有既各不相同又举世公认的伟大圣哲,所以,虽说在这个全球化的起始阶段,西方世界仍自拥有强大的权力,在支撑它的看似“普世”的话语,然而,又毕竟不能只靠它的权力本身,就来覆盖这个空前广大的全球空间。果真如此的话,那就不再是基于彼此投合的相互叠加了,而只是势必要引起激烈反抗的纯然占领,或者是一种文明在全球范围的机械复制了。 必须充分意识到,只有当各个小空间中的文化主体,经由主动的诠释而认可了来自外部的价值,那些小空间才会焕发出足够的积极性,去跟外部的文明进行部分的叠合与重组,从而,那种被双方乃至多方认可的价值,才会在文化心理上真正地隶属于国际大空间。也就是说,这里所讲的空间叠合,绝对不可能是纯然机械的,或者纯粹强迫的,而只能是在积极诠释的基础上,贴合着另一小空间中的潜在倾向,而被创造性地激活起来,或者被自然而然地发明出来的。 由此综合而言,一方面,如果从大空间的角度来看,它必须仰仗来自小空间的文化动能,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发展推力;另一方面,如果从小空间的角度来看,它们也需要在对话或协商中,去跟其他文化场域进行磨合与角力,从而使它们共同支撑起的大空间,能够展现为充满生机与弹性的,并且能够随着环境的变迁,变得扩大或缩小、移位或变形、演化或调整。——实际上,所有诸如此类的变化轨迹,已经构成了以往的全部世界史,而且也势必再支撑起今后的全球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