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笔者就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范式提出了一些另辟蹊径的想法，取得了一点初步成效。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笔者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史意义有了新的思考。这就是，因20世纪以来“全盘西化”影响下的中国学术体系经过百年实践，已经不断暴露出各种问题和局限，需要用中学体系对其加以调整和改造。中国叙事文化学就是这种调整改造的尝试之一。 六年前，笔者曾在《木斋〈古诗十九首〉研究与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更新思考》一文中说过： 从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一文和1913年他完成《宋元戏曲考》到今天，已经是百年历程了。如果说这两部论著是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从以往的评点式研究走向现代学术范式的转折点的话①，那么现在是否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考》所开创的所谓现代学术范式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是什么？百年之后，这种范式是否已经凸现出某些不足或局限？这些不足和局限是否应该由新的学术视角来取代或补充？什么是扮演这种取代或补充那些传统范式的有效视角？ 从这个思路出发，笔者认为需将叙事文化学(此概念由笔者提出)置于反思20世纪以来以王国维、鲁迅为代表的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高度来认识。并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木斋先生关于《古诗十九首》研究的学术更新意义。② 现在笔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又有所深入，认为一百年前王国维、鲁迅为代表的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影响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缩影和局部结果，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归宿。事实上，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的转型起步都是在这个大幕下开始演出的。这个演出的核心特质就是把西方文化背景下学术体系全面移入中国，像遍布全国的麦当劳分店那样将西方学术的架构推行至中国学术研究的各个层面。 以哲学为例，哲学(philosophy)本是西方的名词，在中国古代汉语词汇中，找不出与其对应的词。但近代以来人们却一直使用这个词来指代古代的哲人典籍。这是西学东渐以后受西方学术影响的结果。在大量西方哲学论著传入中国之后，国人开始套用西方哲学史的体系框架来构建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序言中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③于是他按照西方的哲学概念，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包括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的发展历史，并且按照这个体系框架设计了他的《中国哲学史》。可见西方文化潮流下的学术演变之一隅。 文学史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中国人自己写文学史之前，现存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都是外国人写的。它们分别是：日本学者古城贞吉出版于1897年的《支那文学史》④，日本学者笹川种郎出版于1898年的《支那历朝文学史》⑤，英国翟里斯1901年出版于伦敦的《中国文学史》和德国顾路柏1902年出版于莱比锡的《中国文学史》。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文学史最早出版于1904年和1907年，分别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和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这就是说，是外国人先为中国人设计好并垂以示范文学史这一学科领域的框架模式，然后中国人才照猫画虎地进入生产程序中。王国维和鲁迅所开启的以小说戏曲为主体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也是在此大背景下生成的。 笔者曾将王国维和鲁迅开创的20世纪叙事文学研究范式要点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体裁研究，二是作家作品研究。其主要依据就是他们的经典研究论著本身所产生的示范效应。⑥王国维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号称是中国第一篇用西方学术理念和方法写成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该文篇幅不长(总共不到15000字)，但却采用西方科学著作的结构方式，分为五章。在尼采、叔本华悲剧哲学的理论背景下，从人生悲剧问题转入《红楼梦》所体现的悲剧精神，环环相扣，鞭辟入里。该文一出，立成标杆，引领出20世纪以来的学术论文写作潮流。与此相类，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完全采用西方学术著作的结构布局，以年代先后为顺序，以文体产生演变发展为主线，第一次系统勾勒出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的整体框架，并且规定了20世纪以来戏曲小说文体研究的格局范式。 从这个范式形成和内涵性质来看，毫无疑问，它是“全盘西化”文化背景对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领域制约掣肘的结果。那么在经历一个世纪之后，这种西方文化背景规定下的学术范式是不是永久恒定的定律，有没有重新审视乃至更新换代的理由和必要？这些显然应该是21世纪国际国内各方面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变化后摆在中国学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从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物质与精神文化的传入，中国闭关锁国局面的崩溃，中国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对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价值厘定和取用态度成为人们相当关注的话题。概而言之，以辜鸿铭等人为代表的全面复古思潮，以“五四”之后学界为主流的全盘西化思潮，以张之洞、战国策派为代表的中西合璧思潮是最能凸显当时文化价值选择的三个主要指向。 现实上全盘西化思潮占了上风，且统治了几乎整个学术界。而其他两类思想则湮没于历史之中。特别是对于中西合璧的思潮而言，两起两落，每每为思想以外之力量所打断：第一次是洋务运动。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理念，是典型的“中体西用”思想。但是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惨败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就意味着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寿终正寝。第二次是战国策派。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时刻。战国策派出于重建民族自信心的动力，希望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寻找振兴中国文化的途径。雷海宗不但力主“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而且还主张用尼采的意志哲学中的权力意志和英雄崇拜来淘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懦弱精神。⑦但随着政局的变化，战国策派的中西合璧主张依旧也未脱夭折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