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6)04-0002-07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欧美的青年反文化运动在70年代之后逐渐衰退，但这场运动对于欧美未来社会的影响巨大，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对互联网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就曾经指出美国互联网的发展最早就是从校园里开始的，他认为尽管军事资金与市场对美国早期电子工业起着“决定性角色”，但是青年人在美国网络媒体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网络技术早期的研发是“与60年代由美国校园文化发展出来的自由文化、个人创新，以及企业精神有关”： 此处所指的60年代校园文化，乃是突破既有行为模式的社会价值，不论是整个社会或企业界。这里强调个人化的手段、互动、网络化，以及即使显然没有商业价值，却毫无止境地追求新技术突破，这些都与企业界谨慎小心的传统没有连续性的关系。通过我们社会的物质文化，信息技术半革命半意识地传播着60年代运动滋生的自由意志主义精神(libertarian spirit)。[1] 正是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青年学生不断追求技术突破，成为新兴媒介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在《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中，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也持有同样观点，他援引布兰德的话：“一切都归功于嬉皮士”(We Owe It All to the Hippies)。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的发展被认为是直接源于反主流文化，旧金山湾区的计算机程序员据说是接受了反主流文化中的“去中心化和个人化的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融入到了“新的机器”当中，因此，互联网发展本身就是在反主流文化的背景下诞生的。特纳指出，到20世纪80年代，WELL(全球电子链接)所创造的“虚拟社区”也体现了反主流文化的乌托邦理想，WELL被视为一个“电子村庄”： WELL成员里没有屠夫也没有铁匠。然而通过把WELL描述成一个村子，WELL用户能够回顾他们共有的反主流文化经历，展示他们紧密的在线人际联系，把它们都变成放大社会和物质资本的资源。成员们可以把WELL想象成一个社区，他们可以同时在多个讨论组里发言，建立声望、友谊和生意。这么做不但没有背叛自己年轻时对另类社区的追求，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慰。20世纪60年代的公社大部分已经烟消云散，而在约翰·寇特对前工业时代的村子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听到“农场”公社所向往的那种社区和《全球概览》想与之交谈的那种社区的不绝回声。只不过这一次，新公社主义思想不再是主流经济生活的一个选择。相反，它给我们一个视野，通过它可以在日趋主流的网络经济洪流中乘风破浪。[2] WELL创造了一个新的“神性世界”，这个世界强调个人之见的交流对话，反对主流文化的霸权体制，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在网上寻找和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社区空间。特纳强调WELL的出现表明了反主流文化迅速演变为“由计算机网络连接起来的个人和组织世界——‘赛博文化’”。[2](156) 特纳全面梳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与当今互联网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详细介绍了从反战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之间，美国信息技术文化本身的发展和裂变，他说在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还被大部分青年人看作是一项“反人性的技术”，代表了“集中式的官僚机构”，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曾是冷战时期技术专家治国象征的机器又成为了其转变的象征。在越战结束20年，以及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开始消弭之际，计算机反而把反主流文化运动时期曾提到的个人主义、协作社区，以及精神共融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信息技术所代表的文化含义变化得如此迅速，这是怎么发生的呢？[3] 特纳详细回顾了美国计算机发展的历史，梳理了美国主流文化(军事工业研究文化的遗产)和反主流文化(反主流文化的遗产)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美国早期的那批从事反主流文化的年轻人如布兰德，他们远离城市，在山上和林子里建立乌托邦的公社社会，以此反抗美国的主流文化；但随着美国青年反文化运动的衰落，布兰德等人开始远离政治，转而拥抱新兴的媒介技术，并将这些“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来源”，他们试图通过信息技术的力量让年轻人重新聚集到一起。在此背景下，布兰德创办了《全球概览》，目的就是将崇尚技术的各种年轻人汇集在一起：“这些网络纵横科研、嬉皮士、生态学，以及主流消费文化领域。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跨国企业(例如壳牌石油)，以及各种计算机软硬件制造商的代表也被纳入其中”，(3)(Ⅸ)特纳将布兰德等人的努力和尝试称为“新公社主义”。布兰德后来还创办了“网络化论坛”(network forum)，收纳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成为论坛会员，在身份背景复杂的青年人参与下，网络空间上的新兴论坛“反过来又催生了新的社会网络、新的文化类别及新的词汇”。特纳指出个人化的计算机、新兴的虚拟社区和赛博空间就是在此基础上慢慢建立起来，赛博空间逐渐成为了“一个如60年代末众多社员所踏进的西部田园般的数字世界”(3)(Ⅺ)。不过，赛博空间不仅是当年反主流文化人士重新聚集的“新公社”，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一个“新经济时代”和“新消费时代”。颇有意味的是，特纳看到，在新兴的赛博空间中，当年的反主流文化人士与今天的主流政治人士和商界领袖最终走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