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6)07-0072-08 对19世纪德国大学科学研究增长现象的理论解释，学界的观点是发展变化的。德国早期的许多史学家认为，这种增长主要是柏林大学改革形成的“洪堡理念”影响的结果。显然，这是基于对大学组织本身进行分析而得的结论，这种观点与我国学术界注重理念和精神维度的分析思路是一致的。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开放系统理论被引入组织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更广泛的制度因素和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研究，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观点。 鉴于此，本文从制度主义组织学的观点出发，吸纳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尝试从更广阔的文化、社会、环境等背景出发，系统归纳和梳理促进19世纪德国大学中科学增长的制度要素。 一、“学问至上”的信念：“科学”与“修养”的观念与大学科学研究 现代制度主义组织学认为，理念本身也蕴涵着制度的意义：“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Normative)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1]所谓“文化—认知性”要素，即是一种共同理解和共同信念，这是达成共同行动的基础。对于19世纪德国大学科学研究的增长而言，这种“文化—认知性”因素即是“科学”与“修养”的理念，它们是促进19世纪德国大学科学增长的基础性要素。 罗素曾言：“在先进的国家，实践启发理论；在落后的国家，理论鼓起实践。”[2]19世纪初，德国在各个方面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新人文主义教育理念推动的教育改革改变了这种局面，为科学的体制化奠定了文化和认识论的基础。本文认可教育学者弗瑞兹·林格的观点，即认为“科学”和“修养”是影响19世纪德国大学的主流意识形态。[3]下面将着重解析“科学”观念及其在大学中的发展历程，同时简要地分析“修养”对大学科学研究发展的影响。 1.“科学”观念与大学科学研究 “科学”观念是19世纪德国大学科学研究发展的认识论基础，也是新人文主义大学观的核心概念。从词源上看，德语的“科学”(Wissenschaft)，又称学问，包括一切有系统的知识，如哲学、语言学、历史、文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甚至连宗教、医学、法学也概莫能外。在德国“科学”的理念框架下，不仅康德的三大批判理论被视为与自然科学一样，是具有精确方法的科学学科，而且费希特的哲学也被视为以哲学为基础的、包括其他学科知识在内的科学体系。显然，德语中的“科学”概念不同于英、法的理解。英、法意义上的科学在德国被称为“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对应的德语词汇是“Naturwissenschaft”。[4]德国这种独特的、宽泛的科学概念对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影响深刻，从柏林大学的早期理论奠基者来看，无论是威廉·洪堡，还是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他们对大学教育的阐述都是在这种德国式“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展开的。 例如，在洪堡看来，“科学”不同于历史和自然科学这些“经验科学”，它是“建立在深邃的观念之上，能够统领一切学科，是关于世上万般现象知识的最终归宿。”大学兼有双重任务，一是对科学的探求，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5]施莱尔马赫提出：“大学的目标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习，而是认知(Erkennen)，是一种在整体中探求事物的能力和态度”，“唤起科学的观念，并循此观念进入其选定的知识领域，使其能够本能地用科学的目光看待一切知识；不是孤立地、而是在相互的联系中探索具体的现象，不使之须臾脱离与知识整体和全体的关联；学会在思维中运用科学的基本法则，进而养成独立研究、发现和阐述问题的能力。这便是大学的任务所在。”[6]费希特认为，“大学是人类至为重要的机构，是至为神圣的拥有”，大学是“科学运用理智之艺术”的机构，其目标是培养学者。[7]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新人文主义者眼中的“科学”是“纯粹科学”，具有浓厚的理论化倾向和理想化色彩，它们主要体现为人文学科，与哲学的关系更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较远。 受新人文主义“科学”观的影响，德国大学的“科学”发展始于人文学科，之后缓慢过渡到自然学科。最初，“科学”的理念主要流行于大学哲学院，但仅限于人文学科，并没有自然学科。因为自18世纪以来，德国自然学科的功利主义色彩一直很浓，这为新人文主义者所不容。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新人文主义者推崇“科学”，但柏林大学建立之后，“马上产生的效果是经验自然科学的衰退”[8]。因此，新人文主义的“科学”理念并不是一开始就促进了德国自然学科的增长。德国自然学科“科学”地位的获得是该领域的学者努力抗争的结果。19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人文学者和哲学家们对经验学科“科学”合法性的质疑，一些科学学者不得不挺身而出，为话语权、学生和声望而斗争。在不断的斗争中，这些科学学者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Wissenschafts”这一术语。他们认为，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在训练“学者的理智”(Geist)和形成“个人修养”方面有共通性，并进而提出，自然科学的功利价值是有益的，其独立研究不仅会增加知识的总量，还有助于道德和伦理的发展。在不断的斗争中，新一代的年轻科学家也认同了洪堡的理念，反对“为了面包的研究”(Brotstudium)。到1830年之后，德国自然科学研究的价值得到了认可，“科学”成为德国大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学问至上”的价值理念得以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