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6)04-0046-10 当今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生在全球、区域、国家、部门、院校、院系和个人七个层次，其中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个人层次最受关注[1]，国际化素养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方面。而提升教师国际化素养最有效的途径是实地学习和文化沉浸[2]，西方学者也早就呼吁建立更多的教师发展国际项目，以提升教师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全球公民意识和技能，实现国家和院校国际化发展目标。[3]为此，出国进修便成为提高教师国际化素养和能力的重要手段。如此背景下，评估教师出国进修效益对改进未来进修项目设计、完善教师专业发展策略及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等大有裨益。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迅速培养工业化建设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我国政府便开始向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大量派遣留学人员，其中便包括进行出国进修的教师人员。改革开放后，公派教师出国进修项目逐渐增加，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等浪潮的掀起，各级政府和高校加大了对教师出国进修的经费支持力度，出国进修的教师人数急剧增长。以2015年为例，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资助公派访问学者名额由2014年的2600人增加到3000人，人数增加了15.4%；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及地方合作项目计划选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名额由2014年的1900人增加到2100人，名额增加了10.5%。[4]另外，始于2007年的“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选派几千名博士研究生至全球顶尖级院校进行联合培养(2016年多达6000名)，[5]也可看作是提高未来高校教师国际化素养的重要策略。 除了大规模派遣高校教师出国进修外，政府或高校在人才引进、阶段性考核或职称晋升等方面也向出国进修教师做出政策倾斜，甚至是设置基准性“入职”或“晋升”门槛，如，经常可见一些知名高校在教师招聘启事中明确指出优先考虑具有半年及以上出国访学经历的申请者、某些高校在教师职称晋升考核中也明确规定需要申请者具备1年及以上国外知名高校的访学经历等。这些导向性政策刺激了教师出国进修的外在动机，加剧了公派出国进修名额的竞争力度，甚至部分高校教师被迫选择自费出国访学。 如此政策环境下，政府、高校及个人必须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出国进修到底能给高校教师带来多大效益?二是，多长时间的出国进修获益最大，换言之，出国进修效益与进修期限之间呈线性关系吗?相应的现实反思是，高校在制订教师招聘或职称晋升政策时设置“半年以上”或“1年以上”等期限出国进修条件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高校这种“基准性”门槛越涨越高?政府在设计出国进修项目期限及其资源配置时参考标准是什么，在资源有限供给下如何权衡项目期限与资助名额间的联动关系，以使国家层面上效益最大化? 既有研究从多个维度对教师出国进修效益进行了划分。马万华和温剑波认为，教师出国进修效益是指进修项目给教师带来的直接效益和教师带给大学的间接效益的综合，评价效益应从两方面进行，一是考察教师在进修期间的收获，如教师个人能力和素质是否提高，二是关注教师回国后的表现情况，如是否将进修所获得的知识、能力应用于大学教学、科研和服务实践中。[6]Sanderson认为教师在国际化活动中存在工具性和人文性两种收益，前者和自身成功密切相关，后者是指关乎理解、接受、尊敬和平等等国际化意识的收益。[1]陈学飞将教师访学收益划分为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前者体现为内在(如态度、知识、能力)、制度(如职务、职称)、物质(如生活水平)三种形式，且个人效益具有“外部性”，不等同于“私人效益”，由此认为社会效益远高于个人效益。[7]Biraimah和Jotia认为出国进修效益主要体现在教师的知识和态度两方面，而态度效益的重要性超过知识效益，因为事实性知识可以在本国获得，但态度变化必须在沉浸式的学习环境中更多能取得。[2]基于Immelman和Schneider的“国际教育及学习领域的概念框架”和Deardorff的“跨文化能力发展模型”，蒋玉梅和刘勤将教师出国进修效益定义为教师出国访学获得的认知(如专业或跨文化知识的习得)、态度(如新价值观或自我评价)、社会(如个人和人际发展)及行为(如专业能力、社会能力或领导能力的习得)维度上的效益，前三者是内部效益，最后一者为外部效益。[8]然而，从目前搜集的文献上看，除少数研究利用问卷调查或质性访谈资料对教师出国进修效益进行描述性分析外，基本上没有研究基于大范围样本数据对教师出国进修效益进行定量评估。为此，本研究借鉴陈学飞关于出国进修效益的界定，但仅聚焦于教师个人效益中的物质形式，利用2014年全国性高校教师调查数据，评估出国进修给教师个人带来的经济价值，并试图探讨何种期限的出国进修给教师带来的经济效益最大。 二、研究方法 教师出国进修行为既是人力资本投资，亦是信号资本投资。从人力资本理论上看，教师出国进修可看作是一种扩展式的迁徙教育，目的在于开阔高校教师的国际视野、增加国外前沿知识和方法的见识、增进与国外院校或学者的合作，提升自身研究领域的国际化程度，进而内化为增强自身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从而有助于提高教师在未来教学、科研和服务实践中的表现，最终帮助自身在高校中获取高效益。从信号理论上看，教师出国进修项目是一种能力筛选装置，旨在筛选出具有全球化视野、可参与国际合作、紧跟研究前沿的优秀教师。高校在教师招聘、考核及晋升等制度设计中也逐渐引入是否参与出国进修这一指标，甚至将其作为入职或晋升的基准门槛。教师为满足这一门槛性指标，会争相进入出国进修项目，但能否进入及其成本如何等与教师个人的能力密切相关，一般而言，能力高的教师进入出国进修项目的可能性较高，而完成进修项目的成本较低。为此，教师在决定是否以及能否参加出国进修时涉及自我选择、学校选择、进修成本权衡和地域选择等问题，最终进入本研究分析对象的教师并不是随机的。因此，运用传统的OLS回归进行教师出国进修效益评估将会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为避免传统OLS估计的局限性，本研究将引入倾向得分匹配法来调整样本选择性偏差，以期获得较为准确的评估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