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曾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提出，美国正饱受政治制度衰败的折磨。这个国家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党派政治极化以及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的崛起，构成了我所说的“否决制”(vetocracy)。在这样的局面中，阻止政府做实事比让政府造福大众更加容易。周期性的预算危机、僵化的官僚制度，以及缺乏政治革新，成了政治体系无序混乱的标志。 表面来看，2016年的总统大选似乎在证实这一分析。向来骄傲自得的共和党失去了对提名程序的掌控，将之拱手让给了充满攻击性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党内也陷入了矛盾和分裂。与此同时，民主党一方，超级资深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出人意料地面临与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激烈竞争，后者年逾七旬，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无论在何种议题上——从移民、财政改革、贸易到停滞的收入——众多位于光谱两端的支持者纷纷起来，反抗他们眼中腐败的、假公济私的建制派，成为了激进的“圈外人”，期待着彻底地改头换面。 然而，混乱不堪的竞选已显示出，美国的民主制正以某种方式运转地比预期更好。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一州一州的选民总是成群结队，赶往投票站，力争从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和寡头执政者手中夺回政治的话语权。身为前总统老布什的儿子和小布什的弟弟、一度被视为共和党当仁不让的候选人的杰布·布什(Jeb Bush)，在把1.3亿美元(其中包括“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募得的资金)打了水漂之后，在今年2月颜面全无地退出了竞选。与此同时，仅接受小额捐款、誓言打压那些支持其对手的金融精英的桑德斯，所募得的资金远远超过杰布·布什，自始至终对希拉里紧追不舍。 本届选举透露的真实信息在于：几十年过去了，美国民主终于对绝大多数人民经受着的不平等扩大化与经济停滞做出了回应。今天，“社会阶级”主题重回美国政治的核心，压倒了那些在近几次选举中占据中心的争议话题——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地域等等。 精英与其他人的财富鸿沟，在过去的两代人中不断扩大，但直到今天这个问题才开始主导国内政治。真正需要解释的并非民粹主义者为何能在这次选举中取得如此成就，而是为何他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才做到这一点。另外，我们就此了解到，美国的政治制度并非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受到富裕精英的操控，这一点是好事。但民粹主义的斗士们兜售的各种“灵丹妙药”，却几乎是毫无用处的，并且一旦人们接受了，它们将会遏制增长、恶化弊端，使得局面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所以，既然一度陷入自鸣得意的精英们已深受震撼，现在是时候对这些无法再忽视或否认的难题提出更为可行的方案了。 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 人们很难否认，这些年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收入停滞不前，而与此同时，精英们的日子却好过以往任何时候，这导致了在整个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更加严重。这类事实越来越少争议，比如国民财富被社会前1％或0.1％的人攫取了巨大份额，并且这一份额还在巨额增长。这次大选的新亮点在于，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只集中于寡头的过剩财富，而开始转向关注被抛在后面的人们的困苦生活。 两本新书——查尔斯·莫雷(Charles Murray)的《分崩离析》(Coming apart)与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我们的孩子》(Our Kids)——以令人痛苦的细节展现了新的社会现实。莫雷和普特南来自政治光谱对立的两端，前者是自由至上主义的保守派，后者是主流的自由主义者，然而他们所报道的数据却一致。上一代工人阶级的收入不断下降，其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白人经历了最惨重的损失。对这一群体，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重现辉煌”(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有着真切的意义。不过这一群体的病症远不止这一点，犯罪、吸毒、单亲家庭的数据揭示了这一群体的深层状况。 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出现过一场全国大讨论。人们当时发现社会中出现了一个非裔美国人的下层阶级，他们失业率高、缺乏劳动技能，因贫穷导致家庭破裂，而破裂的家庭又无法向下一代传承进入劳动市场所需的社会准则和行为，从而恶性循环，导致这种贫穷不断自我复制。今天的白人工人阶层实际上正处于当年下层黑人一样的处境。 在新罕布什尔州(与美国其他州一样，郊区多为白人)初选前，许多美国人大概会惊讶地发现，这里的投票者最关切的是海洛因成瘾问题。实际上，正如上一代住在市中心人们的毒瘾，对鸦片类药物与冰毒成瘾已成为席卷印第安纳和肯塔基等州乡村白人社群的一场瘟疫。最近经济学家安妮·卡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发表的论文指出，尽管1999-2013年间其他人口群体及其他任何一个富裕国家的居民死亡率都在降低，但美国的非拉美裔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却逐年攀升。这一增长似应归因于自杀、毒品和酗酒，比预期多出50万的非正常死亡由这些因素造成。此外，这一群体的犯罪率也一路飙升。 然而，这一日益暗淡的现实却未曾引起美国精英的关切——尤其在同一时期内，他们自己过着优渥的生活。在过去的几十年，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的人见证了自己的财富增长，离婚率和单亲家庭比例都在下降，社区犯罪率稳步下降，城市的商业区重新被都市年轻居民占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技术促进了社会信任和社区参与的新形式。对这一群体来说，“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指过分关心子女，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时刻刻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的父母——译注)比起“挂钥匙儿童”(latchkey children，指那些父母双双外出，不得不独处家中的孩子——译注)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