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4-0098-112 今天的亚洲，跨国联系和国家利益高度相互交织，权力、财富和影响力在国家间的分布正在发生快速变动。力量均势变化过程本身即孕育着国家间关系的不稳定，导致错综复杂的安全与经济问题频现于亚太地区，并使得诸如澳大利亚这样的地缘上重要的“利益攸关方”日益活跃于地区国际政治舞台。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大陆的国家，但却不时被混合性的身份认知所困扰。在地理位置上，澳大利亚地处南太平洋，与亚洲南缘接壤。以其为基地、资源或影响力可辐射至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在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上，澳大利亚与西方国家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多年来，澳美关系因其共享的价值观和安全保障的功能而一直被置于澳对外战略的首位。尽管如此，随着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亚洲的重要性在澳大利亚的国家战略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早在1997年，澳大利亚第一份外交与贸易政策白皮书就明确宣布，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具有“最高的外交和贸易政策重要性”。①2012年10月吉拉德(Julia E.Gillard)政府公布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确认了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联，称亚洲内部战略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及其“令人震惊”的经济崛起改变了21世纪“澳大利亚的经济、社会和战略环境”。②基于对亚洲的如此认知，当下澳大利亚亚太战略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全面接触亚太国家和地区事务，寻求进一步实现安全与繁荣的新机会。 本文认为，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与战略传统赋予其独特的战略优势，同时也使它面临着特定的困境。在全球力量分配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战略背景下，中国力量的上升被澳认为是亚太地区情境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单一因素。③2007年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后，澳大利亚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保障来源不再完全一致。美澳同盟虽然仍被视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基石，但与中国的关系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来说也至关重要。为了避免不得不在中美两大国之间做出“非此即彼”选择，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种“兼容中美、各有侧重，丰富资源、多边推动”的亚太战略，旨在规避战略两难，实现利益均沾，确保自身战略地位和作用。 一、中国崛起与澳大利亚的战略两难 像其他中等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国家战略有三个基本目标，即最大程度地促进经济福利；保证国家安全以及维护地区稳定；尽可能谋求战略独立，不受大国的胁迫。然而，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日益变化的地区环境却将澳大利亚的国家战略置于了复杂和微妙的境地。 缘于1951年缔结的《澳新美安全条约》，澳大利亚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无论是在战略上、安全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依赖美国的主导性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后，亚洲对于澳大利亚国家战略的相关性越来越突出。1996年3月，澳大利亚自由国家联盟党在大选中获胜，新任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将加强与亚洲的接触作为新政府对外政策的一大重点，寻求“扩大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利益，加深其对亚洲国家政治、商业和文化的理解”。④虽然这种政策基调在澳大利亚朝野享有广泛的共识，但其时亚洲地位的凸显尚不足以给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依赖美国主导的世界和地区体系仍然被认为能够同时实现澳大利亚安全与繁荣的双重战略目标。2007年，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的国外资本来源国，这一事实使得澳大利亚在其战略史上第一次面临两难局面——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既不是其战略保证者美国，也不是其战略保证者的盟国日本。⑤ 对澳大利亚来说，在经济上倚重中国、在安全上倚重美国的“双重依赖”现状并非注定带来战略两难，尤其是当中美关系和谐、亚太地区稳定之时。澳大利亚在战略上的两难境地来源于当前亚太地区力量对比变化所导致的大国竞争与地区争端凸显的复杂现实，这远非传统的地区战略或政策谋划所能克服。随着中国力量的不断上升，中美关系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一方面，澳大利亚的安全和战略利益与美国息息相关。与美国的战略联系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高度的国内民意认同，而且使澳大利亚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降低了安全成本。但是，一味依赖美国显然不是澳大利亚的最优选择。澳大利亚越来越担心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变成一种“过度平衡”，直至被当成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工具，这将把美澳同盟置于与中国对抗的一边。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与中国深度捆绑在一起，中澳之间密切的经贸联系为澳大利亚带来了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然而，出于长期经济收益或安全考虑，或者是在某些关键的抉择时刻，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在其资源开发领域的投资也时常采取谨慎的态度，往往将安全保障置于经济利益考虑之上。⑥如果在未来某一特定时刻，中美之间发生冲突，这种梦魇般的情形会迫使澳大利亚不得不在其安全同盟伙伴与经济繁荣来源之间做出选择。 亚太地区频发的争端正在加重澳大利亚战略选择的困难。以南海争端为例，澳大利亚认为，从海外贸易通道安全和国家战略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海军在这一海域的存在与活动受到限制，则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平衡将遭到破坏，从而导致澳大利亚面临安全之虞。⑦澳大利亚战略家几乎一致认同对中国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的趋势保持警惕，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策。一些人主张，面对中国南海军事存在的显著扩展，澳大利亚应该把战略重点放在对本土的直接防卫上，同时在一些共同利益领域，如贸易、投资、技术开发、反恐和防扩散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⑧也有人认为，堪培拉应该更多地理解和包容中国的世界观，同时留意不要掉入绥靖中国的圈套。⑨另有比较温和的一派则坚持，中国的军事实力尚未得到验证，澳大利亚不应过于惧怕，同时也没有必要去冒挑战中国的危险或是过度强硬。⑩可以说，无论是从国民情感或战略利益判断，澳大利亚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但是，它也认识到，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密切的关系符合其战略利益，因此澳大利亚在支持美国或其他声索国时表现得相对克制。这种态度不仅源于历史上美澳同盟利益并非铁板一块、毫无嫌隙澳大利亚谋求战略独立性的努力从未停止，它希望美国参与亚洲事务，但其作用最好是保持地区战略平衡而非支配，(11)而且也反映了澳大利亚一贯秉承的体认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包容性思维，诸如澳大利亚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支持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等问题上就与美国的态度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