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其和平崛起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在造成中国崛起困境的诸多外部因素中，日本的安全政策取向越来越成为仅次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大干扰变量之一。特别是自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日本因素显得更加突出。①人们不禁要问，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信守和平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为何在外交政策上表现出如此咄咄逼人的外向性姿态?其战略偏好是否发生了转向?这种转向基于何种动机?它是如何刺激对外战略选择的?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又会怎样影响未来的中日关系和东亚国际格局的走向?厘清这些问题，对于认清中日关系“政冷经凉”的根源，寻找缓和中国崛起困境的应对之策至关重要。 一、荣誉动机与进攻性战略偏好之间的因果机制 对于日本战略选择的改变以及由此采取的对华强硬政策的原因，目前学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分析路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秉持传统的地缘政治和权力竞争视角，重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带来的战略刺激和中国崛起导致的战略恐惧；②二是基于国内政治和外交决策分析的视角，关注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右倾保守主义的兴起、权力架构和决策机制的调整等因素。③就前者而言，日美同盟一直是战后日本外交战略的基轴，配合美国的战略需要是历届日本政府共同的核心战略目标。因此，作为影响日本对外战略的常量，美国因素发挥何种以及多大程度的作用主要取决于日本当政者的工具性目的。而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更是为主观认知所左右，“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在日本决策层中纠缠、变换，这一看似矛盾的心理和现象实质上也主要根植于其不同的战略选择。就后者而言，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和政治右倾化总体上即是一个自我不断强化的过程。④如果仅以这期间日本在安保政策和制度上的一系列修改举措来推断，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我们依然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中间的作用机制，因为从各国对外战略演变的经验来看，政治理念只是影响战略走向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⑤而日本在冷战结束之后的总体保守主义的大氛围下也的确出现过不同的外交政策选择。⑥总之，上述两种研究路径由于缺乏关键的中介变量，对日本战略转型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方式都无法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本文认为，战略偏好的改变是日本转向外向型进攻战略和对华强硬政策的关键变量，⑦这种转换的实现和程度则取决于基于荣誉的动机。 何谓战略?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和学者基于各自的理论旨趣和界定标准，给出了许多不同的定义。其主要分歧在于是将战略限定在军事领域，认为其是国家应对武力冲突和战争的原则和方法，还是超越军事事务范畴，认为它是国家运用可使用的力量来实现特定目标的总体指导理念和政策选择。⑧但无论是基于军事战略的狭义界定，还是着眼于大战略的广义界定，都只是聚焦于战略的物质维度，而或多或少忽视了精神维度。正如默里(Williamson Murray)所言，“理论都太经常地针对固定的价值，但在战争和战略中，绝大多数事物都是不确定的和可变的。更糟的是，这样的方法使探究偏向于客观因素，而战略包含着人的激情、价值取向和信念，它们极少可以量化。”⑨战略偏好的视角就契合了从这一层面完善战略分析理论的需求。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战略的理解依然承袭对大战略的主流界定，即战略是“在平时和战时，发展和应用政治、经济、心理、军事权力以达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⑩；而将战略偏好界定为国家在特定时空环境中面对国际机遇和挑战，在威胁认知、利益排序、手段选择、政策风格等方面表现出的(很多时候是背后潜藏着的)倾向性喜好。上述定义表明：其一，战略偏好对战略行为起着重要的提示(以自我的心理暗示体现)和导向作用，因而具有本体性的地位；其二，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它有赖于动机的触发和支撑。 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帮助我们识别了各种动机的不同功能，进而构建了以荣誉动机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完整、系统地做出这一理论贡献的是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勒博的理论建构以古希腊先哲对人与秩序的思考为起点，通过对柏拉图等先哲关于人性中普遍要素的思想的重新解读，明确区分了驱动人类行为的三个普遍动因：欲望(appetite)、激情(spirit，又译作“精神”)和理智(reason)。其中，欲望是指各种欲求，如对财富的追求；激情则使人产生自尊，推动人追求在同侪和社会活动中获得认可从而满足自我；理智既是一种动机，又带有工具性，它旨在导向良善生活，节制欲望和激情。当理智的目标无法实现时，恐惧(fear)便由此而生。恐惧是一种情绪，并非人类行为的动因之一，但它是一种强大的次要动机。勒博认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植于欲望，现实主义则强调恐惧，而激情的重要性在现代却被忽略。(11)在他看来，对激情的失衡追求比对欲望的失衡追求更容易导致失序，将激情置于价值中心的社会更容易陷入战争。为此，他统计了1648～2008年间有崛起国、主导国和大国参与的阵亡人数超过1000人的战争，发现有68％的战争源于地位、荣誉或复仇的欲望，而安全和利益所能解释的战争分别仅为18％和7％。(12)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于荣誉和地位的考虑以及与之相伴的复仇心理是导致国家采取进攻性战略的首要动因，而安全需要和经济利益不过是次要原因。(13) 勒博构建的这一激情基础上的政治范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行为体行为选择背后深层次的动机分布，尤其是基于地位、荣誉的内在心理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勒博将自己研究的目标指向构建一种宏理论，试图与现有的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主流范式形成竞争，导致了其因过分注重国际体系层次的建构，而忽视了对于荣誉等人性动机与行为选择之间的关联机理的深入探讨，同时对在何种文化背景和政治条件下，社会的主体意识才能实现向基于荣誉的动机转换也缺乏足够的论证。(14)因此，我们在运用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来分析日本为何转向进攻性的扩张战略时，首先需要进一步厘清基于荣誉的动机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的内在机理和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界定的荣誉是建立在行为体自我建构的角色身份和地位的基础上，以对后者的获得和占有为满足，并不依附于其所归属的某一群体，更与群体的共享荣誉无关，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排他性和偏执的特征。(15)另外，荣誉执迷下的恐惧是对自身地位丧失的过度忧虑，而安全困境下的恐惧则是对危及生存权的被动反应。(16)这大致区分了国家主观臆断和过分夸大对手威胁并做出相应的政策选择究竟是基于荣誉动机还是源于安全困境。因此，荣誉涉及对身份和地位的执着追求；同时，源于对身份、地位及其现实境遇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情感反应，又与自尊、尊严和屈辱等概念密切相关。基于此，我们可以将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通过身份、地位的关键链接，构建荣誉动机理论的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