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915(2016)04-0083-07 DOI：10.16387/j.cnki.42-1867/c.2016.04.013 一、个体视点下的家庭状态 (一)大家庭中的个体孤独 家族传奇书写围绕的核心是家庭。由于《古韵》与《饥饿的女儿》是以作者亲身经历为蓝本的自传体小说，家庭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作者笔下的生活场域与文化场域。凌叔华以小十的眼睛看她经历的家庭琐事，虹影则以六六的视角体验家族成员的命运。在两位作家的笔下，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使得“我”的所见所感显得尤为真实，也从“我”的心理活动中呈现出自我形象。 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侧重主观性、内向性，倾重描述个人经历，同时也侧重抛弃一切幻想去反映生活，甚至包括理解生活的全部悲剧意义的现实主义的观点——这种总倾向的最突出的成就是中国的自传文学。”[1]这段引文揭示了中国自传体文学的特点，即作者深入挖掘内心感受与体验的同时又密切关注外在的世界，试图在内心与外部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用以完整地表现生活。 在《古韵》中，“小十”是凌叔华为自己塑造的人物，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小十天真无邪，善良聪慧，以孩子的眼睛去看大家庭中的人物和故事。然而，养尊处优的生活也并非意味着幸福，作为母亲的第四个女儿、家族中的第十个孩子，小十从父母那儿分到的关注非常有限，从异母的兄弟姐妹那儿也不能得到寻常人家的手足之情。很多时候，她是孤独的，甚至只有当哥哥姐姐不在家的时候，小十才觉得自己“有用”，个人的价值在孤独中浮现出来，形成一种矛盾。同时，大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在消解，亲情的纽带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的独立存在。自我意识的体现集中在小十的孤独感与疏离感上，在《中秋节》一文中，火辣辣的太阳、红得耀眼的柱子、又甜又苦的菊花香味、慵懒地打着呼噜的猫儿……时隔多年，凌叔华依然能无比清晰地回忆起那时的画面，视觉、触觉、听觉和嗅觉一样都不缺，可见当时的场景让她深切地感受到自我的存在，那些物件成为自我孤独感的载体，因而就像是嵌在脑海里的图画一样，成为自我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凌叔华书写家族传奇中童年自我意识的萌发，与她一贯擅长的人物心理刻画密不可分。她笔下很少出现情节性较强的故事，总是以人情世故、琐碎生活和细腻的心理活动来表现女性的苦闷与命运。凌叔华不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但她是出色的画家，她能够用文字“画”出自我，“画”出某些难以捉摸的情绪。 虹影在《饥饿的女儿》开篇写道：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甚至对亲人，甚至对最好的朋友。贫民区长大的私生女，家中的第六个孩子，“六六”的生活同样是孤独的、不被关注的。她充当着“边缘人”的角色，身处在为温饱而挣扎的家庭里，说出口的爱、陪伴与理解犹如奢侈品，是六六极少体验过的。出生于生活极度艰难的大饥荒年代，使本来就挨饿的家庭雪上加霜，六六甚至将自己的生命视为原罪。从少女走向成年，中间交织着叛逆与反抗、孤独与困惑，六六试图通过逃离家庭来寻找生活的意义。她始终与家庭保持着一段距离，在无人的角落里兀自舔舐伤口。家人的奇怪态度让她感到疑惑，这种疑惑不仅是对个人身份的探寻，也是对自身命运不确定性的表现。人总是渴望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个体的身份就如同一个人的根，能够回答是谁、从哪里来这两个问题。六六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不同身份，私生女的真相通过她自己一点点地挖掘而显现。当个人的历史已经真相大白，对于到哪里去的问题，也就能够回答得坚定而有底气了。她借着梦想的微光对命运作了安排，她不愿平庸地埋没一生，而要逃出这片狭隘的天地。六六的“自我”是与家庭、南岸居民乃至政治事件对立的存在，正是在与后者的对抗性关系中，她弄清了自己的身份，明确了自己的未来。 不同于凌叔华，虹影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她在文章开头便吊足读者的胃口，带领读者慢慢寻找使她“背脊发凉的目光”。她曾经表示：“写出秘密的文本才是有魅力的文本。”[2]因此六六的所见所闻与虹影的现实生活重合度极大。虹影笔端的自我意识，既是对个人身份的强烈好奇，亦是勇敢坚决的逃离——如此渴望被爱，却被所有人辜负，那就选择离开，生活是她自己的，不是“他们随时随地可穿越的领地”。 从凌叔华到虹影，两位女作家在自传中都渲染了自身的孤独与疏离，这使得她们观察家庭状态的视点更加冷静与含蓄，同时更加清晰地呈现了她们的自我意识。虽然自我意识显露的方式不同，但是在她们的自传体小说中，“自我”都是与外在的“他者”对立的。凌叔华笔下的“自我”，是在现代新思想新观念作用下的自我发现和平等意识，对抗的是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封建家庭内部关系、矛盾以及由于年龄、性别和性格带来的孤独。虹影笔下的“自我”，则是处于被社会和家庭忽视的“边缘人”，以其坚韧和独立，对抗的是狂热的历史和天灾人祸悲剧下沉浮不定的家庭命运和家庭成员的个人命运，以及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饥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