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華文文學各大板塊中，歐洲華文文學(以下簡稱“歐華文學”)之所以具有獨特性，不僅在於它生長於世界性語種最多樣、文化傳統悠久豐富的西方大洲，更在於它富有建設性地參與了中國“五四”新文化傳統的形成、發展，極有創造性地開啟、推進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性轉換；它讓中西方文化以從未有過的接近，對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走向世界做出了富有實績也最有世界性影響的貢獻。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歐華文學的發展史，那麽，“遠行而回歸”可以說是最爲貼切了。所謂“遠行”，不僅指它地理疆域的跨度，更指它深入至迥異於中華文化的西方文化世界；所謂“回歸”，也並非是它簡單地回到中華文化傳統，而是以“在地”的方式完成傳統的現代傳承，從而豐富了中華文化傳統。 海外華文文學版圖主要由東南亞、北美、歐洲、東北亞、大洋洲等區域組成，其中的歐華文學一直顯得“波瀾不驚”，尤其是與作爲海外華文文學重鎮的東南亞華文文學形成鮮明的對照。 在中華文化的現代發展進程中，“五四”新文化傳統無疑是一個重要維度。而從“五四”新文化傳統形成之始，東南亞華文文學就與“五四”新文化所包含的“中國性”發生了直接而複雜的糾結。東南亞華文文學是被中國南來文人催生、成長的，而從辛亥革命到抗戰時期的中國革命黨人也往往把南洋華人社會作爲其重要的海外根據地。所以，東南亞華文文學從一開始，就在社會意識層面上深深地介入了“五四”新文化慼時憂國的傳統。在相當長時間裏，“感時憂國”之時勢、國家都指向了中國，其文學思潮、運動等也幾乎依傍中國現代文學中“感時憂國”那一流脈的模式。以海外華人人口比例最高的馬來亞地區爲例，其華文小說從問題小說起步，隨後有了南洋鄉土地域色彩的倡導、“新興文學”(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興盛、抗日小說的蜂起等，其內容和時差大致呈現出中國新文學思潮向外輻射並產生直接影響的軌迹，形成“同步”於中國新文學的格局。①尤其是1937-1941年的馬華抗日文學，援助中國抗戰的救亡運動壓倒了馬華現實主義本土文學傳統的開展，甚至被認爲存在“過於極端的中國表述”②。這種深深介入“中國性”的狀況使得馬華文學“驚濤駭浪”不斷。1948年發生“僑民文藝派”與“馬華文藝派”的激烈論戰後，馬華文學的當地語系化進程變得自覺起來，但“感時憂國”的現實主義傳統始終是馬華文學根本性的價值尺度。在馬來亞獨立建國後，馬華文學界一再提出“愛國主義的大衆文學”等口號③，其“愛國”自然指向了馬來亞。然而，當馬來西亞確立了“以馬來語爲國語”、“以當地土著文化作爲國家文化的核心”、“馬來人用馬來語創作的作品構成國家文學的範疇”之原則④，華人文化明顯受到族群排斥、國家歧視時，馬華文學必然要承擔起以傳承中華文化傳統來凝聚族群力量、抗爭民族壓迫的重任，其“感時憂國”的現實主義傳統成爲抗衡之道。 長期的抗衡，使得傳統的現實主義成爲馬華文學的主宰，也使馬華社會、馬華文學無法避免某種無奈的“惡性”循環。1960年代、1980年代馬來西亞都曾發生過馬來族與華族的大規模社會衝突、騷亂，而執政的馬來民族主義者更加大對華族文化的壓制。中華文化在維繫民族血脈、抗衡外來壓迫中更多地成爲被消費的資源，馬華文學如何豐富、提升中華文化的問題較難顧及，自身的發展也受到制約。自1991年起，馬華文壇接連發生幾場爭論，包括“馬華文學的定位”、“經典缺席”、“文學及其研究的困境”、“斷奶論和馬華文學”等，其規模、激烈程度、影響等是馬華文學史和同時期其他地區華文文學中絕無僅有的。例如，黃錦樹《“馬華文學”全稱之商榷》⑤一文在“對馬華文學史做全盤整頓、探源、瞻遠”中力圖打破“‘華極’的思考模式”，將馬華文學史從偏向於“文化上強烈認同中國，甚至有‘純化’傾向的華人”中解脱出來，以“探索、前瞻大馬華人的未來”，但卻跟馬華文化的歷史和現狀產生了激烈衝突。禢素萊《開庭審判》⑥一文更在馬華文壇引發“擲彈”效果。文章敍述了“日本東南亞史學會”中“權威袞袞諸公”斷言“馬華文學”“不以本土語言爲本”，是“連自己的政府也不承認的文學”，“根本不能冠以‘馬來西亞，四個字”，由此道出的是馬華文學的某種歷史困境。爭論的激烈，其實都是針對馬華社會的封閉傳統和華文文學現實主義的自我桎梏而發生的。馬華文學在經歷了這種激烈的爭論之後，逐步實現了自身的蜕變。 相比較之下，歐華文學則顯得格外平和悠長。在以往文章中，人們已經談及“五四”時期的旅歐作家取一種全身心地融入世界文化潮流而又較爲自然地溝通於傳統文化的創作姿態的諸多原因。這裏還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五四”時期旅歐作家以這種生存狀況積極參與了“五四”傳統的形成。他們並不缺乏感時憂國之責任，但更看重文學本分——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也更多展開於文化建設的層面。包括徐志摩、老舍、巴金、林徽因、蘇雪林、艾青、傅雷、朱自清、朱光潛、錢鍾書、鄭振鐸、宗白華、戴望舒、許地山、馮至、季羨林等在內的旅歐中國作家，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化建設者中最有成就的群體之一。當從魯迅、周作人、陳獨秀始，經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一直到夏衍、穆木天、胡風、周揚等幾代留日作家，以對中國社會變革的激情參與建構了中國新文學大半個舞臺時，旅歐作家卻較多地潛心藝術、學術，展開的是平和悠長的文化建設。蘇雪林(1897-1999)的《棘心》(1929)一書就展示了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