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了许多花拳绣腿、观念先行在空中飘舞的小说之后，再读2015年作为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之一种出版的“70后”作家浦歌的新作《一嘴泥土》，无疑会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是一部生成于底层人生现实泥土并把读者从时尚幻觉中警醒，恢复读者人生记忆的小说，是一部对底层写作有所突破的小说(虽然突破这词在今天文坛因为过于轻易使用而流于泛滥不再为读者所相信)，也是一部于当今文坛有着某种警示意味的小说。 1927至1936年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今天新一轮市场经济大潮所引发的“民国热”的兴起，给我们重新认识这十年以新的视角，却也构成了对这十年的神化，形成了新的误区与遮蔽。其中之一，就是对底层个体生存困境的漠视、轻视及相应而来的五四文学、左翼文学的边缘化。毋庸置疑，今天中国大地的市场经济浪潮，形成了新的利益组合与价值诉求，为这一浪潮所生成的社会时尚中，底层尤其是底层中的个人成了再次被漠视、轻视的边缘化存在，文学则在“被消费”中，日益与社会时尚合谋于将公众精神娱乐化。即使是以反映社会底层人生而一度为人所瞩目的“底层写作”，我们于其中，也更多看到的是观念中的底层，“他者”眼中的底层，作为“整体”的底层，或者是底层对自身人生的浪漫性追求与想象，从而给残酷琐碎的作为个体的底层现实人生披上一层道德化的五彩外衣，达不到如别林斯基所说的，将现实人生揭示到了“令人害羞的程度”，也因之让文学丧失了代以个体为价值单位的底层利益发声以制衡市场经济弊端的对现实的批判功能。究其深层原因，一是市场经济在现代化的名义下，获得了位居时代高度的合法性，并因之使与之相应的在其中生成的价值形态获得了位居时代高度的合法性，从而造成了新的对作为个体的社会底层人生的漠视与遮蔽。一是中国历史久远的意象造型观，再次让中国的文学世界里，丧失了原本就脆弱的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品格，或者使各种观念性得以将真实的作为个体的社会底层人生改造为各种社会底层人生意象，从而让读者在习以为常的阅读接受习惯中得以认可与接受；或者是社会底层以对自己不如意的现实人生虚幻的浪漫性想象，将真实的现实自身处境改造为符合自己美好想象的社会底层人生意象，以在与外部世界的不平衡中，以退回内心世界求得心理性的满足与平衡。 但是，新一轮的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再次引发了社会各利益阶层的利益冲突，作为金字塔中位居最大体积的底座的社会底层，其利益诉求，其自身声音，成为中国社会格局中，各种社会力量所构成的“张力”中的重要一维，也成为制衡市场经济弊端的最重要的力量。在打开国门追新求异不免目迷五色的气喘吁吁声中，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坛一度被冷落，各种新的现代小说的叙事方式，在给小说表达以多种可能的时候，却也常常以此成为文学远离现实人生的“文学性”借口，而各种观念化意象化的对严酷现实的改写，让文学世界日益与现实世界脱节，成为既存文学格局中文学自娱自乐的卡拉OK。无论从社会结构与文学结构的某种同一性来讲，还是在中国小说走过了一段少年时代追新求异的激情之后，步入了对现实有深刻洞察可能的成熟中年之际，抑或是从社会现实对文学创作的迫切要求来考察，不是以社会现实为本体构成的中国式的现实主义，而是经历了浪漫主义洗礼过的，以个体生命为本体构成的真实直面并深刻揭示社会变革与人生命运的西方经典的现实主义，继在五四时代昙花一现之后，正在重新成为中国文坛一道新的灿烂景观。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下，新锐作家浦歌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一嘴泥土》，遥承五四及左翼文学传统并有新的发展，执著于对社会底层现实泥土人生泥土的裸露，并因此构成了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性力量，构成了在当下文坛值得我们给以特别关注的所在。 这部小说给人最深刻印象的是对新的时代作为个体的底层生存困境的毫无遮掩的直面与深入的透视，这首先表现在对底层人那永远无法走出的生存困境的揭示上。 小说主人公大虎一家所生存的“沟里”，是新的时代底层生存困境的形象体现。中国传统的乡村，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行政权力取代了原有的乡村自治，这在新的时代，依然没有得到改变，只是行政权力与新的经济分配结合在一起，在新的经济时代，不仅仅靠行政权力，更可以靠经济力量，构成对村民的有效统治。所以，大虎的父亲只因为与村干部相争执，一家人就被挤兑到了村外的不通电的“沟里”，孤独地以卖沙为生。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伦理关系来结构社会关系的，因之，能够体现这一伦理关系的文化代言人的读书人，曾经在这一社会结构中，有着相当的地位并因之获得相当的尊重，所谓学而优则仕之谓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反复出现的出身下层的读书人，一朝金榜题名而显贵乡邻的故事即因此而比比皆是。这样的故事曾经因为以下层人为基本队伍的暴力革命政治革命而一度中断，但在革命成功后，即得以很大程度的修复。所以，大虎的父亲，一直有着一个愿望，一个幻想，即让儿子通过读大学，得到一个市县级领导秘书的职位，从而通过秘书职位的行政力量，击败欺压自己的村干部，改变自身的生存处境。这是在原有的行政体制内，用原有的价值法则，用行政力量对抗行政力量的结果。但是，大虎父亲这一愿望却终于没有实现的可能，这是因为大虎虽然读到了大学毕业，但在新的时代，大学毕业生却已经没有了原有的去政府机构任职的可能。杰姆逊曾指出：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社会机器却完全是以纯经济的方式来组织，其他的一切都和经济有关都受经济的制约”，①大学也是这样。社会各个机构不再以伦理关系来结构社会关系，大学生或者失去了作为伦理关系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或者失去了作为伦理关系文化代言人身份在社会中的优势。下层人通过读书科考而改变自身处境的努力，受到了比暴力革命政治革命更为根本性的打击：暴力革命政治革命成功之后的社会结构，仍然是以伦理——虽然是新的伦理来结构社会关系的，而市场经济时代，却是以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社会。如此，大虎大学毕业之后，仍然只能重回他曾想离开的“沟里”，就是必然的了；大虎父亲想通过大虎读大学谋求秘书职位改变一家人生存处境的愿望的破灭，也就是必然的了。明了了这一点，即在经济社会，原有的在伦理社会中，读书人在社会中优势地位的丧失，也就可以明了，尽管村子里的人，受原有文化传统的影响，也通过客气的寒暄，对大虎与二虎有着表面上的夸奖，但在现实的实际生活中，却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更没有根本上的尊重。于是乎，我们就不难理解，尽管村子仅有的两个大学生是大虎及他的弟弟二虎，但这仍然无法改变他们一家被村人所轻视所挤兑的现实。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大学毕业回到家乡的大虎，许多次地会在乡亲们的面前感到特别地难堪，特别地难为情。联想到在当今中国，大学生普遍的就业难及就业薪水之低，联想到因此而来的大学生在当今中国社会位置的普遍下降，对大学生的尊重甚至远远不及对小学文化程度但在商业活动中小有成就者，特别是与1980年代社会上对大学生的普遍尊重相比较，我们也就会情不自禁地在阅读到这些地方时，为作者在这方面细致而出色地描写拍案击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