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上，杨邨人是饱受非议的一个作家。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即或在左翼作家中也是较早入党的；他是太阳社及《太阳》月刊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第一个党领导下的戏剧组织“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首任党团书记，在革命文学运动的组织和推动上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他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虽然是稚嫩的，但毕竟为初期的革命文学“提供了部分书写规范”。①但是，之后的“脱党”以及与鲁迅的论战使他背上“背叛革命”、“变节”等罪名，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更是因此而自杀。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文学史叙述，杨邨人要么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要么是以一个负面形象出现。所以在今天，重新从历史中打捞起这个人物，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个人物及其在左翼文学中所发挥的作用，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一、革命与“背叛革命” 先谈杨邨人的“革命”。 杨邨人谱名启源，号望甦，1901年6月8日出生于广东潮安县庵埠镇一个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1916年杨村人在家乡小学毕业后进入英国传教士在汕头创办的华英中学读书，1918年因父亲生意失败肄业。五四运动爆发后，一方面是继母的思想启蒙(杨的继母陈新宇思想开明，曾在潮汕早期的共产党员许甦魂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后在大革命中牺牲)，另一方面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杨邨人开始萌发进步的思想。他加入家乡的爱国同志会，办平民学校，写文章抨击旧制度和旧思想，成为一个思想激进的青年。1922年，杨邨人就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其时武昌正处在大革命的风暴中，工农的觉醒和革命运动的开展，对杨邨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校期间他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于1925年在该校的党支部书记李守章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后，由党组织介绍回家乡广东，先后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和第二中学教导主任，并秘密指导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杨邨人受国民党通缉，逃亡到武汉，由党组织安排担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辑科干事，与钱杏邨、孟超是同事。钱杏邨与杨邨人所景仰的革命诗人蒋光赤是朋友，他们几个常在一起谈革命和文学，并谋划着专门出版革命文学作品的杂志和书店。后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他们先后奔赴上海。1927年12月，由杨邨人命名的他与蒋光慈、钱杏邨、孟超合股开办的春野书店在上海创办了。1928年四人筹办的《太阳》文艺月刊创刊，之后，由于“受创造社的袭击”，“感觉着非有联合战线的队伍不足以迎敌”，②由是成立了太阳社。从此时开始至1932年，杨邨人为左翼文艺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一，杨邨人介绍一批潮籍作家加入“太阳社”及左翼文艺队伍。据杨邨人在《太阳社与蒋光慈》中的自述，潮汕籍的洪灵菲、戴平万和林伯修(杜国庠)就是经他的介绍加入太阳社的。③后来，他们三人不但成为太阳社，而且成为“左联”的骨干力量。洪灵菲、戴平万均是“左联”的筹备人(洪还是左联七常委之一)，是左联时期的重要的小说作家。林伯修后来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在普罗文学的理论建设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上做出重要的贡献。1929年，杨邨人的同乡陈波儿考入上海艺术大学，杨邨人引导她参加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的革命活动，后又介绍她加入上海的进步艺术团体艺术剧社，④陈进入剧社后迅速成长为左翼剧坛明星。 其二，杨邨人是太阳社文学杂志及丛书的主要编辑者之一。1928年元旦，《太阳》文艺月刊创刊，该刊前后共出版了7期，太阳社宣扬革命文学主张的《关于革命文学》(蒋光慈)、《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蒋光慈)、《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邨)等，以及太阳社同仁这一阶段的重要作品如蒋光慈《罪人》、戴平万的《小丰》、洪灵菲的《货车上》等都先后在该刊发表。1928年6月，春野书店被查封，《太阳》月刊被迫停刊。10月，改名《时代文艺》，出版一期后又停刊。之后，太阳社又先后创办了《海风周报》(1929年1月)和《新流月报》(1929年3月)。前者为报纸，主要刊发理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文章，一共出版17期；后者主要刊发小说的刊物，出版4期。这些刊物，《太阳》月刊的主编是蒋光慈，在实际担负编辑工作是杨邨人和钱杏邨，⑤其他几种刊物，杨邨人也参与了策划和编辑工作。尤要提及的是对办杂志有浓厚兴趣的杨邨人在《太阳》停刊后还自办了《新星》，虽然仅出版一期，但其中有潘汉年的《警告胡适之》，钱杏邨的《关于沅君创作的考察》等，特别还刊出《苏维埃联盟十一年》、《苏维埃联邦的教育》等反映苏联政治文化状况的作品，深受广大进步读者的欢迎。除了出版杂志，太阳社还出版“太阳小丛书”，包括钱杏邨的《革命的故事》、杨邨人的《战线上》、蒋光慈的《罪人》、王艺钟的《玫瑰花》等。这些杂志和丛书所刊登的革命文学作品所呈现的新气象对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而这其中，作为主要编辑者的杨邨人自然是功不可没的。 其三，杨邨人对早期左翼戏剧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929年秋，上海艺术剧社成立，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也是第一个提出“普罗列搭利亚戏剧”(无产阶级戏剧)口号的话剧团体。杨邨人是该团体的发起人之一，任组织部负责人并担负教务工作。剧社开办戏剧讲习班、组织公演和到工厂、学校巡演。据杨邨人在《上海剧坛史料》⑥中记载，第一次公演选择了表现“无产阶级的那一种非人的和斗争的生活为题材”的德国米尔顿的《碳坑夫》、表现“革命与恋爱的关系”的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以及“暴露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欺诈凶残”的克莱辛的《梁上君子》，公演不但在观众中引发热烈反响，而且多个国家的媒体也做了报道。艺术剧社的戏剧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进步的戏剧工作者的团结及左转，为左翼戏剧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⑦1931年1月，为了加强党对戏剧工作的领导，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了，剧联设立党团，杨邨人任书记。在杨邨人任剧联负责人期间，剧联将主要精力放在“移动演剧”上，即发动各剧社到工人、学生中，组织群众性的戏剧活动，左翼戏剧运动因此得以蓬勃发展。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剧联组织各地剧社创作、演出抗日剧本，在宣传抗日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把大众化戏剧运动推向了高潮。剧联所确立的大众化戏剧方向后来成为左翼戏剧运动的方向，应该说，杨邨人在其中有不可抹杀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