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作品。结合这个作品之后的历史发展，我们从这个作品里读到最多的，是马上就要一跃腾起的中国共产党。本文所关心的是燕京大学学生受斯诺的影响而选择中共的情感与行动。关于斯诺的写作，从一个角度看，斯诺夫妇是带着在北京学生中获得的振奋且美妙的体验先后来到陕北的，回到北京后他们积极促成学生们选择中共。从另一个角度看，1936-1937年之交，燕京大学的学生是最早接触到斯诺陕北采访成果的群体，在接收到斯诺带回的陕北信息后，他们集体性地倾向中共。由斯诺夫妇关联起的红军和学生这两个群体，在斯诺的判断中都是新的中国人，在斯诺夫人的描绘中也是同一类人——她的判断我们相当陌生——清教徒。这篇论文要讨论的就是在上述过程中斯诺、学生和斯诺笔下的中共，三者之间的互通如何达成？论文从斯诺为什么认可中国共产党开始讨论，之后再落实斯诺对燕大学生产生直接影响的基础上，考察学生们倾向中共、到陕北去的一段心态史。 斯诺的陕北中共：新的中国人 1933年，时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的斯诺为《密勒氏评论报》访问了河北定县，目的是采访晏阳初在那里的乡村改造项目。斯诺在采访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农村中国如何被重造”。在这篇文章里，斯诺认为定县已经有了不少教育、交通、食物和卫生上的进步，但基督教徒晏阳初改造了人，转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这远比引入西方器物和技术要深刻，晏阳初不只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家，更是革命性的改革者。[1]1933年，斯诺已来华数年，拥有对中国的稳定认识，他也将在三年之后获得去陕北的通行证，开启历史性的对红色中国的访问。因此可以说，1933年斯诺在关于晏阳初的报道中提出的改造人的问题，是我们把握斯诺的一个切入点，这是他的中国经验的总结，也是斯诺对陕北形成判断的先在的认识结构。 斯诺1928年到上海后就在《密勒氏评论报》工作。当时的驻华美国记者流行孤立主义的态度，他们希望中国强大，反对英日等国家在中国的殖民，反对它国干涉中国政治，但也认为美国不应介入中国局势。很能代表这种态度的，是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的老板约翰·鲍威尔(John B.Powel)，鲍威尔始终支持国民党政府，称其“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执政党之一，是名副其实的”。[2]从托马斯(S.Bernard Thomas)描述的斯诺在华经历看，斯诺进入《密勒氏评论报》后，很快融入亲华反帝的氛围。不过，尽管斯诺不满殖民者对中国事务的介入，但对笼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也缺乏认可和信心。1929年，来华一年的斯诺采访了绥远的大饥荒，在萨拉齐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悲惨，他看到“一些村庄公开地买卖人肉”。[3]采访灾荒对斯诺来说是一个偶然事件，但似乎正是这个偶然事件，奠基了斯诺对中国的基本感受。在他看来，中国人贫穷、肮脏和落后，很难想象有着这样的人民的中国能够进入现代。 斯诺意识中有对落后中国人的担忧，在随后的几年里向两个方面有了延伸和解答。首先，斯诺逐渐找到了他喜欢的、有着新生气象的中国人；其次，斯诺开始认为共产党的革命蓝图是亚洲自救、中国自救的方法。 1930—1931年斯诺在东南亚和南亚做了一个广泛的旅行，终点是印度。似乎正是这个与中国同样古老的东方国家，让斯诺肯定了共产党。1930年代初的印度有多种革命思潮角逐，斯诺见到了印度几乎所有重要的革命领袖。斯诺不认可甘地的革命，他认为甘地对传统和习俗的强调，是将政治和宗教混为一谈，太不实际。更为激进的尼赫鲁引起斯诺的共鸣，被他称为一个“现实的领袖，实践型政治家”。[4]斯诺后来说，这段时期快速、整体革命的想法在他观念中膨胀，这恰和了共产党关于整体变革的说法。也是在印度，斯诺第一次直接接触到共产党及其政治行动，并开始阅读马列作品，他后来认为这是他认真思考马列理论的开始。斯诺在印度收获的感受是他在东南亚和南亚旅行的总结式的收尾，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产生感情，有一个前提性的关怀，即不发达的民族如何获得独立并建立现代国家。事实上，斯诺在旅行之前投递出去的一篇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文章里，已经透露了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人民革命，将激烈撼动整个亚洲的殖民资本主义(colonial capitalism)，这是亚洲的伟大战争(a great war of Asia)。[5] 在这样的革命里，共产党一方面是民族革命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是源自西方的科学理论，比甘地式的东方神秘思想更能把苦难的东方带向文明，落后的亚洲国家将通过完全西化，进入现代。[6]而这样的整体西化需要在具体的个人之上得到落实。斯诺认为中国需要一代新人，民族问题、社会问题只能由现代中国人来解决，定县实验中深入到伦理层面的改造了的现代中国人，是斯诺理解的中国变革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对伦理改造的认可中有一种贯穿习惯、言行、情感和社会风俗的普世的文明标准，而这一标准显然是西方的。 1933年，斯诺和妻子迁居北京，夫妇二人很快发现了鲜活夺目的现代中国人，这就是燕大的激进爱国学生。这些接受着很好的西式教育的学生，给斯诺带来了好感。更有趣的可能是，在海伦·斯诺的感受中，有一种认为彼此都是清教徒、同处某个共同体的感受，而他们也的确在通过行动刺激中国政局这一点上有相同的看法。斯诺夫妇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斯诺的家也成为学生策划政治活动的据点。在比斯诺更激进的海伦·斯诺的回忆里，他们夫妇是1935年冬天北京街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策划者，要求革命的中国学生和美国记者被想象为一个正义同盟，共同反抗邪恶的政府。[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