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8-0124-07 问题的缘起：“成长发展小说”的前生后世 “成长发展小说”(Bildungsroman)这一术语产生于18世纪晚期的德国，它专指德语文学中一种特有的小说类型，在英、法、意、西、俄等欧洲诸国文学中都无法找到完全等值的对应物。这个术语中的关键词根Bildungs具有多重含义，从人格的“塑造”，到对人的“教育”，直至人的全面有机“发展”。①对这一类型小说的界定，二百多年来德语学界众说纷纭，跨越19、20两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在《体验与诗》中的论述较具代表性，在他眼里，“成长发展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在幸福的朦胧中踏上生活旅途，寻找意气相投的心灵，遇到友谊和爱情，陷入与世间残酷现实的交锋，在获得丰富人生经验后逐渐成熟，找到自我，并坚定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使命。”② 由于文学传统和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并不存在与德语文学等值的“成长发展小说”。不是说中国文化不注重个人精神人格的发展培育，人格的修炼一直是儒家伦理关注的焦点之一，修身齐家平天下是联结个人成长与国族社稷命运的牢固纽带，然而在叙事文学领域，它没有孕育出相应的形式体裁。元明以降，除了历史演义、志怪神魔之外，以描摹日常世俗生活的世情小说占据了相当醒目的位置，《金瓶梅》和《红楼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塑造了数代读者的审美趣味，如张爱玲所言，“唯一的标准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③在这类叙事文本中，一个人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而是整个宗法社会网络中的一员，与上下左右的人们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作为个体的成长发展历程有时也依稀可辨，但缺乏宽裕的空间衍化为独立的文本，而是与他人的生活交织盘缠，被镶嵌乃至淹没在家族或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 毋庸置疑，“成长发展小说”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叙事形式，但并不是唯我独尊。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它在结构形态上有着纵横两个维度：纵向维度指个体成长的线索，横向维度则是伴随时间和空间移动所经历的广度，借此年轻人的成长旅程与时代的生活全景图交织在一起，提供一种如匈牙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奇论及的展现“生活广阔整体性”的要求。④然而，对特定时代生活景观的展现并没有湮没个体的主导地位，相反为个体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而这一以个体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则是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后西方近现代文学的主要倾向。陈晓明先生曾对此作过精辟的阐述，在他看来，“西方的小说扎根于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中，这就是它的观念性，以自我为中心，表现情感，表现病态的情感，表现人的精神困境，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以至于是病态的和绝望的”；“如此的文学经验，都是从个人的内心向外发散的文学。一切来自内心的冲突，自我成为写作的中心，始终是一个起源性的中心，本质上还是浪漫主义文化”。⑤它需要暂时将个体从密匝痴缠的群体生活中分离出来，赋予它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倾心聚焦其汹涌喧嚣的内心生活的曲线轨迹，并将它们精细地镂刻出来，赋予它清晰的形式，使其演变衍化成为情节推进的原动力。不是说外部世界可以忽略不计，变得可有可无，而是个体的生活能不依赖于后者显现在文本之中。 由于中国缺乏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化传统，个体长时期内无法在主流价值序列中占据超越群体的领先地位，这一特性直接导致了对展现个体心理情感和精神成长发展的简慢、轻视。在中国的批评话语中，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那些有着宏大历史、社会叙事框架的作品，个人精神发展成长经验只能在其间充当配角，常常无法成为叙事推进的原动力。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发展小说”受到漠视也是顺理成章的。《青春之歌》似乎是一个罕有的例外。这部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尽管染带着那个时代浓烈的革命意识形态色彩，但却是一部典型的知识人的“成长小说”。⑥它以青年女性林道静个人成长发展为主轴，详尽描绘了她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她最初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与大学生余永泽相爱同居，因志趣相违两人不久分手，后来她积极投身到进步学生运动之中，最终在革命者江华的引领下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者。显而易见，林道静个人的成长与心路历程与上世纪30年代前中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水乳交融、密不可分。虽然作家杨沫并没有有意识地将《青春之歌》写成一部“成长发展小说”，不少批评家也习惯性地把它归入“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范畴，但它对女主人公精神成长发展的描写、对广阔社会生活画面的展示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别具一格，与德语文学中“成长发展小说”这一类型可谓不谋而合。 从“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文坛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潮流轮番登场，而带有强烈实验倾向的先锋派文学曾一度独领风骚。到了90年代，中国文学涌现出许多始料未及的优秀作品，而对个体经验与情感细致、深入的描摹，则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由传统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积淀而成的思维定势虽然威势赫然，但在西方文学的持续性影响下，个人书写的空间还是得以大规模拓展，尽管在文学日趋边缘化的语境中，它们不再像80年代那样轰轰烈烈，吸人眼球。余华于199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童年视角，展现少年孙光林在“文革”时期的生活历程，他的心灵与肉体在目睹、见证莫名的苦难与死亡的惨烈经验中默默成长。由于整部作品并不单单聚焦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父亲孙广才、哥哥孙光平、弟弟孙光明的命运与他密不可分地勾连在一起，在作品中是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人物，而他本人的成长历程也没有完整地展示出来，因而这部小说还算不上典型的“成长发展小说”，但它对家庭成员间复杂的情感纠葛的详尽描绘中还是蕴含了诸多个人成长的元素。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