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4-0129-09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4.016 共和国时代的吴宓，虽久居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远离政治、文化和学术中心，但仍喜交游，与不同阶层及不同角色面目者保持着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人际交往。仅《吴宓日记续编》之《中文人名注释索引》列入的人物就多达649人，其中大部分在建国后都与吴宓有过来往。如果再加上有名有姓而未附注释、未列入索引者及有姓无名者、未记姓名者，《吴宓日记续编》提到的人物就更多了。不管是交往时间的漫长、交往次数的频繁，或是交往方式的多样、交往对象的重要与交往身份的特殊，方敬都是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但除方敬后人于1998年5月撰写的《吴宓与方敬》一文外，尚无翔实专门的梳理与论述。该文说：“尽管他们之间在政治观点和文学见解上有差异，但是在长时期相处中，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彼此信任，不仅有公事的接触，还有私人的交往，建立起了超乎一般同事之上的友好关系。”又说：“他们都去世了。记下他们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对了解吴先生晚年的处境和际遇，理解吴先生的精神品格，懂得吴先生为什么是一个真纯的人，是有意义的。”[1]本文拟借助《吴宓日记续编》中关于方敬的诸多记载，考察吴宓与方敬的交往，以期更全面丰富地呈现二人的交往情形。 吴宓1949-1950年的日记已焚毁，《吴宓日记续编》所存这两年的若干草稿残片并无关于方敬的记载。1951年1月1日，吴宓在日记中写下“外文系主任方敬、教授赵维藩来拜年”[2]21，从此，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正式出场。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里最后出现的时间是1973年7月25日，“上午8时(雨止)出，至大礼堂参加全校师生大会，陈洪主席聆方敬副院长播讲《教育革命》，8∶30开讲，至10∶30毕”[3]509。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中出现了22年有余，遍布从第1册到第10册诸卷，是贯穿《吴宓日记续编》的重要人物之一。方敬与吴宓交往所跨越的20余年漫长时光，几乎伴随着吴宓在共和国时代“第三个二十八年”悲喜人生的始终。 方敬在《吴宓日记续编》中出现的时间长，频率高。由于方敬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职务曾多次变动，吴宓对方敬的称呼也多有变化，计有外文系主任方敬、敬、方敬教务长、方公(敬)、方敬教务长(兼副院长)、方院长、方副院长敬、方院长敬、方敬副院长、方公等十余种。从总体上看，方敬出现的频次是惊人的，并有明显的时段特征。文革前相对较多，文革中明显减少，有的年份只有寥寥数次，有的年份没有相关记载(如1949、1950、1970、1971、1974年)。其中1949-1950年日记已被吴宓托付保管的陈新尼教授在文革初期擅自焚毁，编入的只是“日记草稿残片”，1970年日记在文革中“全部丢失”，目前内容系“根据作者所写交代材料、笔记和家信整理”[4]133，1974年日记于文革中“失去”而仅剩一纸书目，《吴宓日记续编》上述四年的日记内容没有涉及到方敬，自然可以理解。虽有丢失或因病未记，但相对完整的1971年日记里也没有与方敬交往的记录，说明二人交往也有在特殊年代里几乎中断的情形。 一、交往方式：在同事与朋友之间 吴宓与方敬的交往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偶然遇见、专门访晤、赠送礼品、参加会议、宴饮请客、拜年过节、撰写信柬和传达口信等。兹就前四种方式举例简述如次： (一)偶然遇见 由于同处西南师范学院校园，吴宓与方敬作为同事，经常偶然相遇。仅《吴宓日记续编》记录下来的就可以列出先后17次：(1)“上午10∶00往晤敬，遇于溪桥。”(1951-05-03，以下列出“年-月-日”格式，均为《吴宓日记续编》中的日记时间)[2]128(2)“出遇敬于途。敬婉命勿为外二增授课，恐学生力不任云云。宓唯唯，心疑系劣生团员邹万福赴诉。”(1951-05-27)[2]142(3)“抵校适值会散，多人群出，遇敬。”(1952-06-29)[2]376(4)“阴，小雨。夕出遇方公(敬)，步谈少顷，询兰病甚悉。”(1955-06-25)[5]207(5)“宓从良教，拟寻人事科长张莹，而途遇敬，遂即述其事，作为口头检举。”(1955-08-27)[5]251(6)“人校遇敬，告邹开桂准留，但需宓担保，云云。”(1955-10-03)[5]284(7)“邮局遇方敬教务长，立谈久之。”(1955-12-26)[5]337(8)“晚出独步，遇敬偕他客。”(1956-08-04)[5]479(9)“早起，徘徊大门内外，遇敬，谈抚事。”(1957-01-27)[6]18(10)“三四节(10—12)办公楼外遇敬，至教务处闲话，告《住院感想》文，谈济之著作及白屋诗。”(1962-01-25)[7]296(11)“于11∶20亲送交教务处成绩股收。遇敬，拟同来宓舍，旋以已近午饭而止。”(1962-01-29)[7]298-299(12)“上午8—12偕徐仲林至文史图书馆(遇敬)，指示其陈列之各种参考书。”(1962-08-08)[7]394(13)“8∶30出，新大礼堂遇敬等(接见新生)……”(1962-09-04)[7]417(14)“正午，回舍，途遇敬，握手为礼。”(1965-06-09)[8]147(15)“遇方敬，彼此笑颔，未及握手。”(1966-06-20)[8]462(16)“午在食堂遇方敬，宓与交言。”(1972-07-01)[3]137(17)“下午3—4出，先至中文系察知无学习……遇李一丁、方敬！”(1972-11-24)[3]236这17次偶遇情形各不相同。从地点看，有遇于溪桥的，遇于途中的，也有遇于邮局的；有时候在大门内外，有时候在办公楼外，有时候在新大礼堂；或在教务处，或在文史图书馆，或在食堂。从时间看，从早起到8∶30到上午10∶00，从三四节(10—12)到11∶20到近午，从正午到下午再到傍晚，直至晚上，全天除睡眠外的全部时段都有与方敬的偶遇。从偶遇情形看，有步谈少顷者，有立谈久之者，有至教务处闲话者；有宓与交言的，有仅握手为礼的，有未及握手的。偶遇后相处时间有长有短，最短的连握手都来不及，稍长者可以握手为礼，再长者才可以彼此谈话，且有少顷与久之之别；而谈话的情形既可以是边走边谈，也可以是站着谈，还可以是换个地方谈。“遇”在不期，“偶遇”更在不期，抬头不见低头见，随时随地皆有相遇可能。不难看出，吴宓与方敬作为同事交往，既频繁又平等，既随意又自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