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一次访谈中，将小说分为“角度小说”和“正面小说”。所谓“角度小说”指的是通过一个独特的叙述角度，进行素材取舍，多保持叙述上的纯洁性的小说。“正面小说”则不然，它并不回避，而要填补“角度小说”避开的那些空白，所以显得更复杂，具有多种声音，多重语调。所以余华说，19世纪西方文学中伟大的小说都是“正面小说”，也都是“复调”小说。①我们其实也可以借用这一概念上的区分，用“角度小说”来指代20世纪80年代那种更具形式实验色彩的“纯先锋”创作，用“正面小说”指代先锋作家那种被认为是有一定的向现实回归倾向的转型之作，并由此考察“先锋小说”在短暂的黄金时代以后的流变及其在今天的意义。 一、形式与意义 (一)形式：批判与策略 先锋小说最初是以形式上的震撼引起人们注意的。所谓以形式为本体，同时也带有逃离意义——尤其是清晰一贯的意义的成分。这种对形式的迷恋，既是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有其策略性的考虑。从先锋派的文学观念本身来说，对于此前文学作为政治、历史、社会附庸的地位自然不满。不过文学本体自身并不必然排斥意义，当时先锋作家之所以采取那种有几分鲁莽灭裂的方式出场，一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根深蒂固，只有以极端的姿态才能引起注意，在既有文学格局中炸开一条裂缝；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则是此前文学所承载的意义不便直接批判，所以索性撇开意义——因为不能赞同某一类的意义，便索性反对一切意义，将意义从文学中抽空，专注于形式。先锋文学的这种“釜底抽薪”，有助于将中国小说从瞒和骗的虚假意义泥淖中超拔出来。类似的情形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譬如所谓载道与缘情的此消彼长，从提倡者的角度来说，便有类似的心理动机：虽然号称反对一切“载道”文艺，反对者内心其实往往有着自己的“道”，只不过由于不满之前的“道”，便索性反对一切的“道”。 先锋作家中，马原的形式探索最具游戏性。所谓“马原的叙述圈套”，就是告诉人们叙述的不可靠。尽管他在小说里加入了大量吸引读者的通俗文学的元素，如令人“震惊”的奇特经验(比如与麻风病人相处)、异域风情(藏族神话、习俗等)、性(最奇特的是与麻风病人的性爱)，但是他毕竟也随处拆解，在制造真实幻象的同时又立刻予以戳破，所以从文本自身来说，其意义就不在于那些对读者带有挑逗性的“看点”，而在于将写小说这门手艺(或者说魔术)幕后的运作拿到台前来展示，消解其神秘性和权威性，具有祛魅的效果。以《冈底斯的诱惑》为例，其中虽不乏有文学意味的片段，但由于它是反整体(以及整体性带来的真实幻觉)的，整个小说是三个并无关系的故事的拼贴，除了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的演绎以外，并无其他意义。类似的还有格非的《褐色鸟群》和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褐色鸟群》中有大量无可索解的情节，以叙述的迷宫显示出记忆的不可靠和真相的不可寻。《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亦是炫技之作，同一个故事原型在不同的心理时间里同时讲述，如同一个环形结构，相互之间既有同构性，又有细微差别。这类先锋文学的代表之作，写法单纯，具有过渡性质，某种程度上来看，与其说是完整自足的艺术品，毋宁说是先锋作家们的练习之作。写这类小说，更需要的不是精深的文学素养，而是更新的文学观念。这些先锋小说习作的范文，既训练了先锋作家的叙述转换能力，也充当了图解先锋文学观念的宣言与向旧文学观念开战的檄文。 先锋文学虽然号称纯文学，以形式为本体，但有着明确的批判性与指向性。在一些先锋小说中，这种批判是通过戏仿传统文学思想、文学模式的方式完成的，如格非的《锦瑟》、《唿哨》、《凉州词》和余华的《古典爱情》、《鲜血梅花》等。这类小说往往显出非常复杂的样貌：一方面它们在博尔赫斯等人的现代文学观念和叙述模式之外，借鉴了传统的文学思想和模式(道家思想和通俗文学模式)，反对更为切近的敌人即旧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坚固僵硬的历史决定论和庸俗社会学；另一方面，在戏仿的过程中也对所借鉴的资源进行解构。 (二)戏仿：解构与浸染 格非的《锦瑟》与李商隐号称最难索解的诗同题，也以这首诗作为关键线索。如果我们不知道格非与博尔赫斯的关系，单看这一篇小说，将其与道家思想和道家文学直接关联，似乎亦无扞格之处。从小说的结构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梦中梦”的环形结构。第一层故事是身份不明的异人冯子存隐居于一个荒僻之村，因亵渎族长女儿尸体而被处死。在他被处死一年前的那天，他曾给村中的教书先生讲过一个故事。这成为第二层故事，其中的主角冯子存是一个久居乡野渴望功名的考生，在姐姐的陪伴下进京赶考，并于科考失利后上吊自杀。在他自杀的当夜，他的姐姐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这成为第三层故事，其中冯子存是一名茶商，富甲一方，即将得到皇帝的召见，而就在此时，他突发重病，耽误了进宫面圣，并在约半年之后病死。病死前他做了一个梦，这成为第四层故事。故事中冯子存是沧海国的皇帝，为西楚国所败，他带领国人迁往蓝田，最后被太子刺杀于宫中。在被杀前，他做了一个梦，即第五层故事：冯子存便是那个不明身份的异人冯子存，他正在半夜走向荒村族长女儿的墓地。这样第五层故事与第一层故事相接，整个小说构成一个循环。这种精巧的环形叙述设计，当然与格非对博尔赫斯迷宫叙述的迷恋脱不了关系，但整个小说的氛围和趣味，更容易让人想到庄子式的梦喻。 《庄子·齐物论》中有一个寓言，是广为人知的“庄生化蝶”喻：“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②这里是物我交合、物我俱化的意思。而小说《锦瑟》的五层叙述，是一个“梦中梦”的循环嵌套结构，其中有四个身份的冯子存：隐居荒村的异人、进京赶考的考生、身患重病的茶商、战争失败的国君。在这里，真实与虚构(梦幻、叙述)的界限泯灭了，因为我们无法判断究竟国君冯子存是茶商的梦，还是异人冯子存是国君的梦；人我的界限打破了，因为四个不同时空的“冯子存”并置，他们之间的关系，正是庄周与蝴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