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一文中，曾将民国兴起的新文化、新文学与近代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指出：“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之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逸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数百年。”①胡适也持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它是一场自觉的、提出用民众使用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用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其次，它是一场自觉的反对传统文章中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最后，很奇怪，这场运动是由既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又力图用现代新的、历史地批判与探索方法去研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人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②无论是蔡元培，还是胡适，他们都认为中国新文学是“人”的“复兴的开始”。其实，鲁迅早在撰写《文化偏至论》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立人”的思想主张，指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同时，鲁迅还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人国”：“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勇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③而在民国之初，周作人更是鲜明地提出了“人的文学”的观点，他指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④高高飘扬着“人”的旗帜，可以说，正是民国兴起的新文学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民国文论体系构架生成的理论基点。 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反映在民国文论体系构架的整体建构上，显示出来的是一种理论自觉精神，其特点也即是要以自觉的历史理性批判精神，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以开辟中国文学的新局面，并由此形成中国文论的新格局，以推动传统文学、文论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全面转型。他指出：“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并强调：“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⑤站在“破”和“立”的价值取舍立场上，民国之初兴起的新文化、新文学、新文论，无论是提出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还是在文学上倡导白话文，提倡“人的文学”理论建构，都展示出在新知识和新理论谱系中的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反映在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构上，也无论是白话诗歌的尝试，小说、戏剧新形式的创造，还是从域外介绍各种近现代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都首先是要论述其与“人”理论相关的迫切性和文化的合法性，以便确立新文学的正宗地位，建构民国富有理论思辨气息的大文论体系构架。在这里，所指的大文论，当然不是指有关文论内容与篇幅的大与小，而是指整个民国文论的建设理念和体系构架，在顺乎时代发展中所应具有的新的理论基点、价值原则和逻辑结构，也就是要强调“人”的文学的理论基点、价值原则和逻辑结构的确立。因此，对于民国文论而言，无论是胡适的白话文学论和新诗创作，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的“立人”思想和“为人生”的文学观，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茅盾提倡自然主义的文学，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同仁提倡富有个性自由的浪漫主义文学，及其后来形成的“革命文学”论争、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论争、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战国策派等等，都为民国新文学、新文论的建设与发展，开辟出广阔的新天地，筚路蓝缕，展现出民国文学、文论先驱者们鲜明的使命意识和崇高的责任感，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⑥。这些先驱者的理论勇气、开拓性、创新性和自觉性，在民国文学、文论的建设中，都是十分鲜明的。 建构民国文论的体系构架，在确立了“人”的文学理论基点之后，需要的是在逻辑层面上确立总体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路径。在经历多种论争和思潮交融之后，民国文论逐步确定了在批判性承继传统文论的基础上，借鉴近代以来西方文论的理论内涵、体系框架和逻辑发展理路，致力于打造以“人”的文学为理论核心的，同时又具有现代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文论体系。如同胡适在倡导“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时一开始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种‘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希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中国的活文学。”⑦然而，究竟什么是民国文论所要追求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以及如何建构？这涉及民国文论如何展现自身理论自觉的根本问题。尽管明确提出这组文论概念发生在四十年代，⑧但自民国建立以来，各种文论的主张尽管不同，流派不同，也有过激烈的全盘西化的讨论，有过“不读中国书，或少读中国书”⑨的激进观点，但总体发展趋向基本上还是沿着人的文学和建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这一逻辑理路的体系构架的建构、演化、发展而来，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逐渐地建构起了极其富有现代性价值内涵的文论体系。 围绕“人的文学”理论基点，建构文论体系构架，民国文论显示出了一种高起点、高品格的形态和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的特点，其主旨是要在新文化催生“人”的觉醒当中，如何在文的层面上获得以“人”的主体自觉为前提的“文”的自觉。周作人明确指出：“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⑩这也就是说，倡导“人”文学，不是单纯的以同情、悲悯、博爱(尽管这也十分重要)等情感为导向，而是重在以“灵肉一致的人”为导向，充分地肯定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样才真正地凸显出人的生命之“力”，同时也使新文学具有生命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从而写出有血有肉的生命文章。鲁迅也明确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碱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11)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则认为，新旧文学的不同点在于：新文学能够自由地表达人的思想和情感，而旧文学的主张只是“文以载道”，所以新文学及其理论建构，就应紧随时代发展，用现代“活的语言”自由地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他表示：“吾唯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某、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12)强调以个人、个体为本的“人”的观念建构，反映在“文”的建设上，就是充分地展现出“文”的自由性，能够真正地传达出人的心灵情感，故周作人严厉地批评传统文学，指出：“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13)陈独秀同样持这种观点，他指出：“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他强调：“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风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14)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民国文论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强调“大文论”的体系建构，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多重交织、冲突、叠加和融合的张力场域之中。如果不强调体系的建构，一些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主张，仅仅是以碎片化形态呈现出来，就很有可能随时扼杀在摇篮之中，或消失，或终结。事实上，民国文论之所以能够开辟中国文论新的发展路径，也就是在“人的文学”理论基点上，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和自身理论形态的新编码。当然，在这当中，民国文论已深深地内含着受外来影响和自身发展演化的双重逻辑结构。或者说，民国文论在现代转型的特殊语境中生成，其理论体系的建构理路和形态编码是双重的，既有近现代西方文论的外来因子的编码，也有自身传统因子转化的特殊编码。正是在这种境况和场域中，民国文论创造了中国文论的一种新的理论模态和体系构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