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在他的文章、著述中，不断地批评从梁启超到“五四”以来的文人学者，都欲借小说的“不可思议之力”来实现变革社会、强国富民的诉求。批评他们赋予小说难以承载的“历史使命”，造成了现代中国小说(文学)独沽“感时忧国”精神一味，而大大忽略了或全然不顾在“感时忧国”之外的“涕泪飘零”、嬉笑怒骂和“鬼魅叙事”，从而大大地窄化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多重可能性。尽管王德威在批评“五四”先贤欲借“无用”之小说达图强之“大道”，而其自己亦未能逃脱这一赋予现代中国小说“不堪忍受之重”的陷阱。虽然王德威借用小说之名，不是为了富国强民，但其欲借小说来想象、虚构现代中国历史的宏图伟志，丝毫不亚于他批评的那些先贤前辈。王德威曾经说过：“文学与历史的互动一向是我所专注的治学方向。”①在王德威看来：“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作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时忧国？梁启超与鲁迅一辈曾希望借小说‘不可思议之力’拯救中国。我却以为小说之为小说，正是因为它不能，也不必担当救中国的大任。小说不建构中国，小说虚构中国。而这中国如何虚构，却与中国现实的如何实践，息息相关。”②在王德威的论述中，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就其相同点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叙述形式，都是一种话语方式。王德威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同样作为叙述形式和话语方式的文学与历史，两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文学是对历史亦步亦趋的反映描述，还是超然于历史之外的想象玄思？除此之外更为关键重要的，是“小说中国”或“历史小说”与文学、历史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其实，王德威所要探讨的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已经受到西方思想家和批评家的瞩目了。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成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③文学叙述世界的可能性，历史叙述世界的已然性。可能性是否就比已然性带有“普遍性”、“真实性”，在此我们不做辩争。仅就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历史小说与文学、历史之间的关系而言，它的复杂程度早已远远超过了“可能性”与“必然性”所能涵盖的内容了。王德威通过梳理中西方学者关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论述，提出了自己对于“历史小说”的看法。在他看来，历史小说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同时也兼有两者各自的一些特点： 只要历史小说仍属于小说叙述的“一种”，我们就必须赋予它较史学更大的自由，能更自由地重组、归结甚至戏剧化地增扩主题内容。但我们也可回过来强调历史小说并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小说。历史小说的逼真写实感主要肇因历史的不可逆性，其先决条件就是把重点放在“独特的”与“可能的”人物或事件上。换言之，亚里士多德式的“诗的或然性”与“历史的必然性”在历史小说中形成了一种纠结复杂的辩证过程，而这种辩证过程是读者可以不断加以调整的。④ 从王德威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历史小说的分析，仍然未能脱离亚里士多德有关“诗的或然性”与“历史的必然性”的论述，只不过是他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复杂了一些。除此之外，王德威对历史小说的分析中，有一点似乎更值得我们重视，即他将读者这一重要因素引入到了文学与历史的复杂辩证关系中来。这让本已复杂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加繁复了。本来历史小说该在文学与历史之间保有一个“均衡点”，但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读者因素的介入，历史小说再也难以保持原有的“均衡点”了。历史小说到底该倾向于历史，还是该靠近于文学，更多地取决于读者的态度了。在此，我们该对王德威所说的“读者”，做一个泛化的理解。阅读文学作品的是读者，从事文学创作的是读者，进行文学批评的批评家、编撰文学史的文学史家，文学政策的制定者和文学创作的管理者，都可列入读者的范围之内。当王德威在谈论“小说中国”这一概念时，无疑他是将它当作“历史小说”来看待的。而在他心目中的“小说中国”，与文学、历史又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作为一个“读者”，王德威使用“小说中国”时，又是如他自己所言是怎样调整“小说”中国在文学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呢？从王德威下面的这段话中，我们似乎能看出一些端倪来： 由涕泪飘零到嬉笑怒骂，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攸关，却没有若合符节之处。在泪与笑之间，小说曾负载着革命与建国等使命，也绝不轻忽风花雪月、饮食男女的重要。小说的天敌兼容并蓄，众声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⑤ 从王德威的话中，我们似乎看到他更看重的是小说的“兼容并蓄”，既有关乎苍生黎民的家国大事，也有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但是，如若我们仔细端详一番就会发现，王德威看重的是小说中国与现实中国的“若合符节”之处。在这里，王德威将“小说中国”、“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并置在一处。在“小说中国”与“现实中国”之间，在“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之间，哪一种话语方式叙述下的“中国”，更符合“现实中国”，更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中国”的千姿百态、千回百转。对于王德威而言，他无疑是认为“小说中国”更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中国”，更符合“现实中国”的真情实景。“小说中国”除了能够“真实”反映“现实中国”之外，还可以揭橥“现实中国”的种种不义与不公，以求在“小说中国”中给千万读者一个正义的裁决。在此，又涉及了王德威有关“小说中国”这个命题的又一个面向，即“诗学正义”或“文学正义”。所谓“诗学正义”或“文学正义”，主要是指在现实社会中，公平正义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获得，作家只能借助文学的形式，在文本世界中矫正现实世界的不义不公，给受到不公不义待遇者一个正义的裁断，为含冤受屈者为其昭雪平反，让涂炭生灵者罪有应得。然而，这也只是“诗学正义”在本文世界中的一厢情愿罢了。在现实世界中，“诗学正义”往往是虚弱无力的，它是一种“虚张的正义”。这也正如鲁迅所言的那样：“中国现在的社会状况，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⑥“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尽管王德威对“小说中国”寄予厚望，但是，“小说中国”中的“诗学正义”依旧难以匡正“现实中国”的不公不义。再退一步言，“小说中国”中的“诗学正义”，有时不仅不能匡正时弊，而且连它所“虚构的正义”也不得不屈服于强大的“现实中国”。所以，王德威在分析了《三侠五义》和《老残游记》后，才会对“诗学正义”这一“虚张的正义”，在“现实中国”面前的无奈无力，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