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6)04-0079-08 DOI：10.15991/i.cnki.411028.2016.04.010 1900年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的《汗漫录》中揭橥诗界革命旗帜，拈出“新意境”、“新语句”与“古人之风格”三长兼备的新诗创作纲领，标志着一场有理论主张、报刊阵地和作家队伍的诗界革命运动正式发端。①《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栏是诗界革命发动期和发展期所依托的核心阵地。1901年12月，梁氏在《清议报》终刊号发文总结该报性质时，对这一专栏有句定位的话：“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别辟新土。”认为此乃“我《清议报》之有以特异于群报者”之一端。②可见，任公是有意将其作为诗界革命的创作园地来经营的。百余年来，尽管人们也知道《清议报》是诗界革命的重要阵地，然而，迄今学界仍无系统梳理《清议报》诗歌的研究成果。诗界革命视野下的《清议报》诗歌，依然见木不见林，其作者队伍、前后期之分野及其新派诗创作面貌与特征，至今依然模糊不清。 一、群星闪烁的《清议报》诗人队伍 从1898年12月问世至1901年12月停刊，《清议报》在存世的三年时间里，共刊发150多位署名诗人约850首诗歌。以数量计，排在前六位的“诗文辞随录”栏目诗人分别为：康有为(54题99首)、蒋智由(46题62首)、毋暇(38题83首)、谭嗣同(31题49首)、梁启超(21题59首)、邱炜萲(21题53首)。此外，丘逢甲、唐才常、狄葆贤、夏曾佑、高旭、何铁笛、蒋同超、蔡锷、天壤王郎、天南侠子、振素庵主、秦力山、马君武、杜清池、陈撷芬等，亦是其重要诗人。梁启超《汗漫录》中还录有3题31首诗，其见诸《清议报》的诗作达24题90首，成为后期《清议报》第一诗人。 梁启超见诸《清议报》的诗歌不乏名章佳句，《壮别二十六首》、《太平洋遇雨》、《留别澳洲诸同志六首》、《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纪事二十四首》、《自厉二首》、《志未酬》、《举国皆我敌》等，均为一时名篇，流布甚广，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梁氏之诗，充满家国之情与风云之气，感应着时代节拍，引领一时潮流，体现了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与方向，无论从题材题旨、诗体革新方面，抑或从风格气魄方面来看，都堪称20世纪初年新诗坛的翘楚之作。这位“献身甘作万矢的”的“少年中国之少年”，立下“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的书生报国信念，发出“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的豪迈预言，信心满满地投身于新民救国的宏大事业当中。③而他领衔奏响的晚清新诗界的时代大“潮音”，则成为以“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④为前提的民族精神改造与重建工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世纪末，康有为见诸《清议报》的诗歌以题咏戊戌国变纪事、表达维新变法信念和勤王报国之志为主旋律。“诗文辞随录”栏开篇之作，就是康氏《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四首》，其一云：“历历维新梦，分明百日中。庄严对温室，哀痛起桐宫。祸水滔中夏，尧台悼圣躬。小臣东海泪，望帝杜鹃红。”其四道：“南宫惭奉诏，北阙入无军。抗议谁会上，勤王竟不闻。更无敬业卒，空讨武瞾文。痛哭秦庭去，谁为救圣君。”⑤取材和题旨具有时事性与时代气息，所谓“诗外有事”，唯风格趋旧一些。而那组广为传颂的《出都作(乙丑)》，则凸显出一个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志士仁人的精神境界，表达了光绪十五年(1889)以诸生上万言书请变法时甘愿为之献身的赤诚之心。其二云：“沧海飞波百怪横，唐衢痛苦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谩有汉廷追贾谊，岂教江夏贬祢衡。陆沉忽望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⑥狂傲不羁之性、睥睨一世之态和郁勃不平之气充溢而出，感情丰沛，虎虎有生气。这是康诗中最受任公青睐的一首，梁氏其后在《饮冰室诗话》中两次征引之，言“南海人格”见于其中，赞佩作为“先时之人物”的南海先生“气魄固当尔尔”。⑦ 进入20世纪后，康有为见诸《清议报》的诗歌，均为“诗外有事”之新作。其《赠星洲寓公》在感慨“平生浪有回天志，忧患空余避地身”的同时，依然以“圣主维新变法时，当年狂论颇行之”为傲。⑧1900年11月，靡氏作拟乐府长诗《闻菽园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面对“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的形势，叮嘱其门弟子“或托乐府或稗官，或述前事或后觉”“庶俾四万万国民，茶余睡醒用戏谑”，期待着邱氏酝酿的“政变小说”问世后能达到“海潮大声起木铎”的时代效应。⑨这一举措，既是两年后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之先声，亦可视为南海先生对正处在起始阶段的诗界革命的正面呼应。 谭嗣同见诸《清议报》的诗作，主旋律大体不出抒发经世致用、救国济民之壮怀的范畴，诗肖其人，雄健豪放。《晨登衡岳祝融峰二篇》其一云：“身高殊不觉，四顾乃无峰。但有浮云度，时时一荡胸。地沉星尽没，天跃日初熔。半勺洞庭水，秋寒欲起龙。”⑩气魄之大，心胸之宽，志向之高，境界之开阔，气格之豪健，可谓卓尔不群，英气逼人。梁启超言“浏阳人格，于此可见”，叹服这位“先时之人物”远超常人的自信与自负。(11)就谭氏新诗创作而言，以辛丑年(1901)《清议报》刊发的《金陵说法说》最具代表性。诗云：“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12)照饮冰室主人的解释，“喀私德(caste)、巴力门(parliament)皆译音。巴力门，英国议院名，喀私德，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这种“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诗，梁氏在肯定其锐意创新求奇精神的同时，又断言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13)在《汗漫录》中，任公对此类诗作亦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14)在此语境下，梁氏是引之为前车之鉴的；他所发起的诗界革命，自然要克服“新学诗”的弊端。但不管怎么说，在“诗中有人”的人格与风骨方面以及大量引“新语句”入诗的实践经验与教训方面，谭诗对梁氏领衔发起的诗界革命产生过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