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云曾回忆过自己怎样与冯牧和解的，那是夏衍先生85岁的寿诞庆典(1985年10月)，嘉宾云集，气氛热烈，在人群中李子云仔细地寻找着已经失和两三年的冯牧： 正好北京电影界为夏衍同志做八十五岁生日，那天，我和沈宁、林缦推轮椅进场，夏公一些老朋友立即围拢上来，冯牧同志也在其中。我突然灵机一动，待他们寒暄告一段落，我紧接上来说：冯牧同志，您干嘛不理我！您是领导，“大人”不计“小人”过嘛！不理我算什么呢？聚在周围的人先是愕然，后来都笑了。冯牧同志脸都红了，嘴里嘟噜嘟噜地说着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清。从此之后，我们的关系不但趋于正常，冯牧同志对我比过去更亲切了。① 了解新时期文学的读者，很容易回忆起80年代初冯牧的《文艺报》与李子云的《上海文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一南一北的呼应唱和。《上海文学》一石激起千层浪的《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文，《文艺报》对于新潮文艺的保护，以及与《时代的报告》的连番恶战，都是“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标志性的风景。从背后的文坛元老到前台的编辑团队，这两家刊物立场接近，来往密切，素来被视为支持改革的盟友。李子云与冯牧，这两位各自团队的领袖因何失和？甚至于李子云回忆说冯牧一度一句话也不讲，在电梯中遇到也要转过头去。 双方的失和源自《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上所发表的一组文章，这组文章正是激起“现代派”大讨论的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个人的通信，由于这组通信起源于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年9月)的出版，且在第一封信中冯骥才将该书赞誉为“风筝”，这组通信又被文学史称为“风筝通信”。据李子云回忆，该期杂志出厂的当天清晨，冯牧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求她撤下这组稿子。李子云不以为然，表示时间上已经来不及。双方在电话中越说越带着怒气，冯牧指责李子云给文艺界惹麻烦，李子云硬气地表示一切责任自己承担。双方挂断电话不欢而散，从此几年间断绝往来。 如果固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将“新时期”与“新时期文学”想象为“保守派/改革派”的博弈，那么无从理解冯牧与李子云因“现代派”的冲突与分裂。李子云本人在《好人冯牧》一文中的回忆，将二者的分歧视为“走得快些”与“走得稳当些”的区别；而冯牧本人对此的回忆尚不清楚，冯牧先生的日记目前只是由家属公布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游记片段，涉及新时期文坛的关键部分，还没有像张光年的日记一样公开，笔者无法窥测冯牧彼时的想法。但同为《文艺报》当事人的刘锡诚在《南方文坛》2014年第1期发表《1982：“现代派”风波》，将双方的分析详尽地表露无遗，这篇文章下文将详述。笔者在此引另外一位当事人李陀的回忆，李陀在2003年9月接受王尧的访谈时回忆道：“后来冯牧开始批评我了。有一次唐达成对我的批评印象特别深刻，开什么会回来，坐在车里，唐苦口婆心地说，李陀啊，我们这些人就像鲁迅说的，是横着站的，我们是腹背受敌，你就别捣乱了。”② “横站”、“腹背受敌”之类说法，十分形象地表现出当时新时期文学场域的三重立场：秉持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立场的保守派，代表刊物是《时代的报告》；秉持现实主义立场的改革派，代表刊物是《文艺报》；秉持现代主义立场的现代派，在“风筝通信”期间是《上海文学》，转化为“先锋文学”后是《收获》。从《文艺报》的立场来看，“现代派”这场风波自然是“夹击”——与《时代的报告》的鏖战刚刚以惨烈的胜利结束，又面临现代派的挑战。 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之中，史家往往忽略了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分歧，以共同的对立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结构出一种文学新潮。然而，回望“现代派”的讨论，与其老调重弹地关注“现代派”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冲突，不如开始将分析的视野转移到“现代派”讨论所导致的“新时期文学”的分化。笔者想特别强调，正是这次分化压抑了新时期文学中现实主义的面向，新时期文学后来的发展慢慢开始以“技术”为支点疏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尽管这种疏离不完全是“现代派”倡导者的本意。 一、“现代派”讨论线索之一：“风筝通信” “风筝通信”前一年的1981年春天，冯骥才和刘心武有过一次公开的通信，两个人的信件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3期、第6期。在冯骥才致刘心武的信《下一步踏向何处？》中，冯骥才坦诚他这一代“在粉碎四人帮后冒出来的”作家的焦虑：继续写“社会问题”，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冯骥才给出的出路，是“写人生”。在刘心武回冯骥才的信《写在水仙花旁》中，刘心武同意冯骥才的判断：“你的信，告诉了大家，我们一些近几年才引起社会注意的作者，大多是靠写‘社会问题’题材的作品起家的。”③并且认同冯骥才“写人生”的建议，认为这是“一条更宽阔的创作道路”：“逐步地从写‘社会问题’转为写人生，写人的灵魂，写人与人的关系，说得高一点，叫做从事人的心灵建设。”④ “风筝通信”之前的这次通信，构成了我们理解一年后的“现代派”讨论的潜在背景。刘心武、冯骥才、李陀这些作家，无疑是新时期起源阶段代表性的作家群体。然而，冯骥才等人有清醒的自觉：支撑他们取得出色成绩的文学范式，已逐渐耗尽其历史能量。随着“改革时代”步入轨道，对于“社会问题”的想象又渐趋一致，文学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诚如冯骥才信中所引的刘心武的感叹：“在每一篇新作品中，强使自己提出一个新的、具有普遍性和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这样就会愈写愈吃力、愈勉强、愈强己之所难，甚至一直写到腹内空空，感到枯竭。”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