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文学已然过去30年，今天，在回顾先锋派的短暂历史时，我们应该给它记下怎样的评价？今天，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对这段历史还能记忆犹新，依然意犹未尽，这说明学界对这段文学史有着肯定性评价。尽管笔者也知道这是很少部分人的记忆，大多数人对那段历史已然淡忘，或者不以为然。对于更年轻一代的学人来说，因为与己无关，或者有着自己要推崇强调的另外的价值，可能要对其降格处理。不加贬损和“反思”已然是很“客观公允”的态度。学术界历来是各种话语汇聚的场域，在如今多元分化的时代，并不足为奇。对于先锋派文学，还是有些人抱残守缺，依然会有些年轻学人还带着热情和抱负，笔者倒是看到其中的可贵。 不过，“反思”自然必要，不是为了否定它，贬损它一无是处，也不是将其神化，而是去看在那样的一段历史时期，它切实有哪些意义？切实作出什么贡献，给文学史留下什么印迹？ 重述那段历史已经有为数众多的宏文高论涉猎，在这里，笔者倒是想去思考，80年代中后期先锋派的迅速隐匿，它的经验就微不足道么？中国文学的先锋精神是以何种方式，在哪些维度上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先锋派经验？先锋派精神如何转化为中国当代文学自觉的创新精神？笔者觉得去开掘这些问题，也是去发现当代中国文学最富有建设性的本土化策略。当然，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也同样构成对最为症结性的创新问题的进一步追问。 在对先锋派进行论述时，我们需要确定先锋派的基本含义，这包括当年归纳的先锋派的范围和他们的基本美学特征。80年代中期兴起的先锋派，最严格的指称是指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潘军和吕新。显然，他们之前的“寻根派”和“现代派”都没有在八九十年代的论述中被称为先锋派。他们略晚于“85新潮”出现，相对来说，他们是一个更为紧密的、在小说艺术上更趋向于形式(强调叙述和语言)的群体。 在什么意义上把他们指称为先锋派？显然是中国的现实语境：其一是文学寻求变革的语境；其二是过分保守老套的被模式化的客观现实主义范式。前者夸大和渴求先锋派的理论冲动，也夸大了先锋派的变革意义；后者则使一点小小的变革和挑战变得无比激烈。如果对比西方对“先锋派”下的定义和归纳，就会看出中国的“先锋派”实则是一个比喻性的指称。卡林内斯库在梳理西方的先锋派概念的词源学时指出： 任何名副其实的先锋派(社会的、政治的或文化的)的存在及其有意义的活动，都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1)其代表人物被认为或自认为具有超前于自身时代的可能性(没有一种进步的或至少是目标定向的历史哲学，这显然是不可能的)；(2)需要进行一场艰苦斗争的观念，这场斗争所针对的敌人象征着停滞的力量、过去的专制和旧的思维形式与方式，传统把它们如镣铐一般加在我们身上，阻止我们前进。① 很显然，中国的先锋派概念无疑借助于欧美的“先锋派”概念为参照。西方现代理论对先锋派的定义虽然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不过基本倾向于把先锋派看成是现代主义的激进形式，同时包含着现代主义的自反性，即对现代主义制度化的反抗。中国的现代主义运动并不充分，先锋派实则是对现代主义的有限运用而形成自身的特质，它不可能像西方的先锋派那么激进和激烈，他们没有鲜明的反社会情绪，也不摆出反传统的断然姿态，更没有蔑视现实的态度和情绪。他们追求的实则是无法表现或者不愿表现现实的无奈的逃逸姿态，他们在小说的形式中去寻求立足之地，由此去找到曲折反映现实的小说方式。也因此，造就了他们的形式主义策略，并且给予了他们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方式。仅仅是因为与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的客观化叙事大相径庭，也因为文学界渴求革新，因而给予这个群体“先锋派”称号也未尝不可。 由此，历史的图谱就更清晰些：我们今天说先锋文学30年实则有一点错位，“30年”的指称是“85新潮”即“寻根派”(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郑万隆、郑义等人)和“现代派”(刘索拉和徐星)，前者后来拉进去一大批作家，如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人；后者则没有准确加入者。而且因为开始讨论“伪现代派”，对刘索拉和徐星的现代主义倾向给予了质疑，中国的现代主义不是在鼓励中前进壮大声势，而是在质疑声中无疾而终。实际上，更为强大的是莫言和贾平凹，这二人都在1985年至1986年有多篇作品问世，且引起的反响也颇为热烈，有数场关于他们的研讨会举行，贾平凹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在那时，可谓是不寻常的成功。几乎是在同时，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风行一时，而且获得柏林金熊奖。莫言在那时的作品《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球状闪电》无疑都是极为出色的作品，何以1985年或1986年没有命名为莫言年呢？同样，1984-1986年，贾平凹发表的《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黑氏》以及《远山野情》，在当时堪称精美之作，但也没有被命名为“贾平凹年”。80年代中期，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询唤下，只有在“现代”名义下出现的崭新现象才会令人耳目一新，才有变革时代的命名意义。“85新潮”革新力度大，更靠近“现代小说”，故而成为一个时期的命名。莫言与贾平凹在乡土中国叙事和个人乡村生活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文学，似乎没有构成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变革的最强动力，他们的现代主义特征既不鲜明，也不充分。但这正是他们后来在90年代的回归乡土中国叙事的主流建构中，显示出他们的强大和持续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