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笛卡尔时刻”、三种返身及“笛卡尔方法” 福柯在其晚期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主体解释学》中，提到西方哲学史上有关心自己和认识自己的区别。他反对通常认为的德尔菲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gnothi seauton)的核心和哲学史奠基地位，认为“认识你自己”必须以“关心自己”(epimeleia heauton)为前提。①即一个人必须首先关注和关心自己，然后才开始认识自己，福柯认为这是贯穿希腊罗马的普遍文化现象。在古希腊思想中，关心自己和进入真理、自我治理和治理他人都是相关联的。如何进入真理的哲学追问和为了进入真理而改变自我的实践活动，并没有被分割开来。福柯说，在古典时期的自我修习工夫(askēsis)中，如果主体不能首先关注自身(关心他自己)，则他就无法获得知识和真理。因此，主体必须首先通过各种修身工夫使自身纯洁化，例如通过沉思工夫来纯洁灵魂等等。斯多葛派哲学认为，主体应该首先通过修习工夫，而建立自我对自身的治理(autonomization)，并且主体必须在这种与世界知识的复杂关系中保有自我的自足；一旦自我的自足性得到保障，那么自我就能真正认识世界本然的秩序。基督教时期的修行实践也有类同之处，为了获得神圣的真理，主体就必须得付出相应的代价。没有艰苦的修习工夫，便无法获得神圣的真理。直到十六世纪，修习的自我管理和获得真理之间依然是如此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康德哲学，启蒙哲学家们用认知主体取代了古典时期的实践主体，从而切断了以修习工夫为代表的自我管理和真理之进入与获取之间的关联。笛卡尔说，“我或者任何主体，只要他能看到自明之物，就足以使他获得真理。”至此，明见性取代了自我修习工夫(askēsis)。我们不再需要通过苦修来获取真理，理性的运用都变成如何首先获得清楚明白的明见性，而非构建一种修养实践的工夫论：在笛卡尔之前，一个人如果是不纯洁和不道德的，就无法赢获真理；而笛卡尔之后，我们的认识主体不再是苦修的(nonascetic subject of knowledge)。这一改变把人从修习工夫中解放出来，认识论获得了空前的高度，使现代性成为可能。这就是福柯称之为我们的历史本体论中的“笛卡尔时刻”。②福柯认为，正是笛卡尔的思想导致了认识真理和修身实践的破裂。笛卡尔的改变，直接影响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和康德对如何处理伦理主体和知识主体之关系的探讨。以至于学者普遍认为这一结果最终导致了制宪会议(Assemblée Constituatnte)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③笛卡尔时刻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福柯晚期转向伦理思考后，“笛卡尔时刻”成为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福柯正是用这个时间节点来划分传统和现代。古典时期的主体与真理的关系，不同于现代的主体与真理的关系。主体与真理的关系在他看来，就是在讨论返回自身的过程，主体关注自身、认识自身以及构建自身的过程。福柯提出三种返回自身(反身)的假设。在西方思想史上，我们已知和践行着三种主要的思想训练，即思想对主体自身的返回，这是三种返回自身的形式(reflexivity)。主体通过这三种不同的返回自身的形式，主体使自身发生改变，从而最终达及真理。这三种形式分别是： 第一，回忆。回忆直接通向并达及真理，即通向认知中的已知的真理。在最终导向记忆中的真理的这种形式中，因为主体在回忆中得到自由(即主体回到它的本真存在)，所以主体被改变。 第二，沉思。福柯认为沉思肇始于斯多葛派。沉思乃是对他自己思想的检验(test)，即把自身作为主体来检验，这个主体思考着他所思想的东西，并且按其思考而行动，它把“真理的伦理主体”视为主体之改变和构造的目标。 第三，方法。即思想返回自身的第三种形式。方法使确定性成为可能。这种确定性将成为所有可能真理的评价标准，基于这种确定性，它将把真理整合并提升到客观知识体系的高度。④ 福柯的划分颇有见地。他说，上述三种反身形式无疑连续地主宰了整个西方哲学史，(或曰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古典思想是从“回忆”到“沉思”，即从柏拉图到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作为一种沉思的返身工夫，是由沉思所构建的。另一个线索是从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到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现代前夜，即从“沉思”到“方法”。在“方法”这一维度中，代表人物是笛卡尔。福柯在这里特指的就是“笛卡尔时刻”之后的“笛卡尔方法”。即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方法、科学分析的方法，凡此见之于他的《沉思集》、《谈谈方法》、《哲学原理》和《探索指导心灵的原则》中。福柯把笛卡尔的思路概括为“理性方法”(intellectual method)。理性方法对应的是理性知识。 而古典哲学中，还有一种建立在精神性训练(修习工夫)基础上的精神性知识。它能够通过知识的作用而导致主体的存在状态发生转变。福柯认为，在古典晚期如日中天的精神知识，最终被理性知识(le savoir de connaissance)所取代；“笛卡尔时刻”之后，精神性知识(le savoirde spiritualite)就逐渐湮没了。可以看到，福柯在这里区分了精神性知识和理性知识，而在笛卡尔思想中表现出了从精神性知识到理性知识的过渡和转变的明显痕迹。其实，福柯和阿多都注意到在笛卡尔所撰写的《沉思集》中，“沉思”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实践，它是经院哲学“沉思工夫”的遗存。但是，福柯似乎只注意到笛卡尔用理性知识取代精神知识，建立笛卡尔式的科学方法的一面，而阿多则始终把笛卡尔归入精神性知识的一边。对笛卡尔思想之复杂性的忽视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不是福柯一个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