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的“缺爱现象”　　

      中图分类号：B516.56 文献标识码：A

      一、《存在与时间》的基本内容是人生现象学

      众所周知，1919年至1927年是海德格尔准备和写作《存在与时间》的时期，最初海德格尔提出的是一种“人生现象学”(人们可以从海德格尔1922年之前的讲演录，即《海德格尔全集》第58至60卷中读到相关内容)。正如G.费伽尔(Günter Figal)在他为《海德格尔年鉴》撰写的文章中指出的，海德格尔“重新发现了”亚里士多德，并且在亚里士多德影响下，对他的人生现象学做了重构，试图把人生现象学改造成为关于人生達在(Dasein)①的基础存在论，并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重新建立一般存在论，因此，关于“人生達在”的基础存在论，是为进一步重新考察一般意义上的存在之意义而做的准备工作。(Figal，2007：55-82)在这个过程中，海德格尔将人生实存(ontic)上的特征，阐释为是“存在论的”(ontological)。也就是说，人生達在的存在样态，即人的生活进程，是特殊的，它与其他任何存在的样态、所有其他实体，例如自然事物等等，都根本不同：人有对存在的领会(Seinverstndnis)。正是这种对存在的领会，使得人的生活的这类存在，于自身之中蕴藏着通过超越性而理解一般存在的意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人生達在的ontic(实存)上的特征，恰恰是ontological(存在论)的(因为哲学、形而上学上的存在论无非就是对存在的意义的讨论)。(Heidegger，SZ：§9)(SZ为《存在与时间》德文书名Sein und Zeit的缩写。下同。)这正是从人生现象学走向人生達在之基础存在论的理论结合点。而按照海德格尔的计划，人生達在之基础存在论，又是通向一般存在(Being in general)的存在论之预备和出发点。这里我们简要归纳的海德格尔的这种哲学洞见是革命性的：它扭转了，或者说提升了哲学人类学这个形而上学中的应用分支学科，使其成为了哲学的最高层次上的一般存在论的基础，成为了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或存在论(以前叫作本体论)的基石。

      重构存在论是海德格尔的野心。其结果是导致了他一辈子锲而不舍地追问一般存在的意义问题。但遗憾的是，他探究一般存在之意义问题的道路，却终止于两类不同的存在的意义分析(人生存在之意义的具体分析与一般存在的意义分析)的交界处。《存在与时间》野心勃勃的计划只完成了前一半，后一半只停留于草图阶段。正如J.斯坦博(Joan Stambaugh)《存在与时间》英译本的修订者D.施密特(Dennis Schmidt)所指出的那样，从对人生達在的生活存在的准备性分析，过渡到对一般存在本身的追问，这个过渡的步骤从未曾施行过。(Heidegger，2010：XVIII)《存在与时间》的主要内容，是对作为“在世界之中”生存的人生達在之存在的意义分析。因此许多读者(包括一些大哲学家，如萨特等)常常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哲学思想理解和阐释为“存在主义”哲学，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存在主义”正是人生现象学的别名。《存在与时间》标榜的目的是一般存在论研究，但是里面有的只是对人生達在的现象学描述。所以，本文把《存在与时间》刻意解读为一部“人生现象学”的著作，并且认为，一般存在之存在论，只是海德格尔成问题的哲学野心而已，也就是说，它是《存在与时间》的行文之中的一条明晰的线索和主题，但对它的具体研究并没有实施，甚至连开始也没来得及。后来在课堂讲义中，他曾多次尝试，继续《存在与时间》中未竟的工作，但都在开始阶段嘎然而止。

      二、海德格尔人生现象学中的“缺爱现象”

      当我在讲授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时，我注意到，在他这部人生现象学文本中，尤其是在关于与他人的“共在”(Mitsein)的讨论中，人们鲜能找到涉及人际之间的友爱和信任的思想，而这些却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重要关切。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儒家基本观念——“仁者爱人”就是例子。在此，“爱”不仅仅、而且主要并不意味着性爱，而是《新约》希腊语中的“agapê”，即中性的友爱、热爱、关爱。它在语义和语用上涵盖了友爱、同情、信任、团结、尊重等等。在我看来，友爱和信任也是基督教中非常重要的本质要素，例如从《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4节中我们可以读到，上帝诫命如下：“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但海德格尔的人生现象学从来不谈这些话题。后来，当我看到舍勒读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笔记的时候，我惊叹不已。我很高兴地看到，舍勒对海德格尔做出了与我同样的批评：舍勒批评海德格尔只用“畏”(Angst)和“死”来刻画人的生命的特征。他指出，“但并非如此”(Aber so ist es nicht)；舍勒接着说：人“首先转向内在世界，这并不是基于强迫、畏和逃离自身，而是基于爱(eros)”；“正是爱，而不是畏，为我们敞开了世界”。(Scheler，1976：294)当我发现舍勒笔记中的这个段落的时候，我很激动：面对海德格尔对人生描述的局限性，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居然与我有同样的印象！即便舍勒评论的出发点是基于神学的背景，因此与我完全不同，但我仍然钦佩他的洞见。

      但是，要严肃地处理海氏哲学的缺爱问题却是很困难的。在2014年海德格尔的《黑皮本》首次面世的时候，曾经引发过一场非常严肃的争论。于是，北京大学的年轻同事将翻译《黑皮本》的任务交给了我。这个任务又反过来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当代哲学的这位德国导师为什么会转向国家社会主义，即便是一种存在史意义上的国家社会主义②，并且后来一直未能与之划清界限？在准备这篇论文时，我得以重新思考“共在”或“与他人共同存在”和作为“共同達在”(Mitdasein)的他人的问题。我试图找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人生现象学的“缺爱现象”和二战期间无情的“直白称谓”(einfaches Nennen)③之间的关联。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主要受到图尼森(Theunissen)的著作《他人》(Der Andere)的影响。而在写作时，D.威尔顿推荐我读了宾斯万格(Binswanger)的著作《人类達在的基本形式与认知》(Grundformen und Erkenntnis menschlichen Daseins)。这样我才知道，早在70年以前，宾斯万格就已经探讨了《存在与时间》中的“缺爱现象”，并用超过700页的长篇巨著，异常详尽地进行了分析、讨论和批评，从正面对海德格尔的人生现象学提出了补充。本文的写作直接受到这部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