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具有三项基本职能，分别是人才培养(教学)、学术研究(科研)和社会服务。随着全球高等教育的竞争，各种大学排名、学科排名深切影响了大学社会各项职能的履行及其发展。在既定的资源(包括时间、资金)约束下，大学以及教师不得不在不同社会职能之间寻求平衡。社会上关于大学教师在上述三项基本职能的多重压力下面临取舍的困境多有报道与讨论。尤其是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冲突更是经常成为头条，吸引着高等教育利益相关方的高度关注。一种观点认为，科研相对教学而言比较好计量，可以通过发表论文的篇数、级别、引用、课题的级别与经费等显性指标来判断，而教学却是投入巨大但可能无法通过显性指标很好地体现出来的；因此，很多大学教师受职称的指挥棒指挥，轻教学、重科研。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受社会服务所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很多教师并没有将心思放在教学和科研上，而是醉心于在社会上“走穴”，通过咨询、培训等方式赚取外快。然而，熟悉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人应该了解，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本来就存在强烈的相互促进关系，尤其是教学与科研之间应该存在教学相长的关系。那么大学教师在承担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不同职能时，这三者到底是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还是相互争夺时间与精力? 鉴于科研是大学三大基本职能中最好计量的一项，本文主要以科研为分析对象，实证分析当前我国大学教学、社会服务等对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以回答教学、社会服务与科研之间到底是互相促进还是相互冲突。除此之外，本文还将较为系统地研究大学教师个体因素及其所在的机构特征对其科研产出的影响，并以此为切入点，试图分析大学教师在当前大学体制和学术环境下科研产出的现状。 二、文献综述 国际上有很多研究从不同角度实证分析了科研工作者学术产出的影响因素，如学者Bland通过对前人既有研究的综述，总结了12类促进因素，包括明晰的目标和协调机制、研究重点、特色文化、积极组织气候、积极的参与式治理、分权制组织、沟通、可利用资源、足够的规模和组织结构、适当的奖励、聘任的方式、领导的专业知识背景等。[1]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Bland及其同事进一步构建了一套影响大学教师科研产出的模型，并通过该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Bland等所构建的模型中涵盖三类因素：1.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动机、知识背景、技能、动机、习惯等；2.体制因素(组织因素)，包括资源、考核、奖励、充足的工作时间、交流、目标、晋升标准等；3.管理因素。[2]基于Bland提出的模型，Marie等进一步扩展了对组织因素的分析，增加了如文化、组织支持(经费等)、组织目标、考核、激励等均被认为可能会对科研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因素。[3]与此同时，Hedjazi简化了Bland的模型，明晰了个人因素(动机、创新能力、社会资本等)、人口学特征(学历、性别、年龄、学科、职称等)和体制因素(研究目标、奖惩机制等)的内涵。[4] 除了Bland及其同事与后续者相关的研究外，还有一些研究从独特的角度分析了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包括： 其一，Agasisti等认为科研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他们认为在宏观层面上学术研究的“投入”可以分为三类：人力资源、财政资源和基础设施。[5]还有一些学者(如Brent & Henrekson)指出，在更为宏观的视角下，政策(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投入”因素。与宏观层面的投入一样，个体层面同样有一系列需要考虑的“投入”因素。[6]Maslach认为，个体对科研的投入至少要涵盖参与(involvement)、精力(energy)和效率(efficacy)三个维度。[7]Sen等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对加拿大安大略省16所大学的科研产出中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作为投入要素加以考察。这项研究与以往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研究者将科研产出按照水平进行了分类，也即一般水平科研产出和高水平科研产出。该研究发现，两种不同水平科研产出的影响要素也是不同的。[8]遗憾的是，这项研究仅以宏观层面为分析视角，重点讨论了研究型大学的体制因素(如晋升标准、资金投入)的影响，并未再对大学教师自身的个体层面进行定量分析。 其二，尽管研究型大学并非是一个追求绩效目标的组织，但学术研究的产出确实是这些大学维持自身地位和追求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Slaughter研究者发现，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活动越来越有着向“企业化”生产活动趋同的态势。[9]Woodruffe就以绩效来观察大学中的学术生产。[10]Neri等遵循着这一逻辑，以“人力资本外部性”(Human Capital Externality)为理论视角，对澳大利亚的科研产出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探究合作行为、社会资本等要素对科研产出增长的影响。[11]尽管这篇研究中的一些相关因素，如合作性学术研究和课题组等已在先前的一些研究中被研究者广泛讨论过，但将这些因素作为经济学、管理学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进行讨论，似乎笔者这篇研究是首创。 其三，还有学者专门从女性主义视角下对性别要素与学术研究产出关系进行分析。由于本研究并不关注这一领域，所以相关文献就不赘述。 三、研究设计 基于上述已有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尝试构建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首先，本研究主要借鉴Bland的理论模型，尤其是借鉴其对个人因素和组织因素的分类。这样的分类方式使得本研究一方面可以实证分析大学教师的教学、社会服务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分析当前中国高校的相关机制与体制等(比如工作考核、绩效激励等)组织因素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其次，本研究将借鉴前人已有关于“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分析科研项目、科研经费是否能够显著促进大学教师的科研产出。再次，本研究将借鉴Sen等将科研产出分为一般水平和高水平两种类型分别进行分析与比较。最后，本研究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对于不同地区(国家)和不同层次的大学而言，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甚至有的大相径庭。因此，本研究也将分析我国不同层次大学的教师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