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正经历急遽变革。自20世纪大学重组以及随之而进行的大学收费制度、招生制度和就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到本世纪以教师评聘为核心全面展开的大学人事制度改革，中国大学经历了从结构形态到运行机制乃至思想理念的根本性转变。这样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在社会学中被称为转型。 关于中国大学的转型，主流的观点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产物。[1-2]这样的解释虽被广为接受，但存留诸多解释空白。首先，既然大学转型是中国经济市场转型的产物，为什么在中国大学转型过程中是政府而不是市场扮演了转型的直接推动者和引领者的作用?当前，有不少国内学者引用伯顿·克拉克的市场、国家和大学三角理论模型来阐述中国大学运行机制的变化。[3]该理论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前我国大学的转变，但它显然无法解释我国大学前两次的历史转型(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中叶)，特别是为什么在同样的民族国家框架下，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转型与90年代的转型在结果上会如此大相径庭——个是去市场化的转变，而另一个却是朝向市场的转变?对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切近的理论，对中国大学转型的历史全貌予以解释。 笔者认为，在同样的民族国家框架条件下，却产生了方向相反的两次变革，这说明塑造中国大学形态更决定性的因素是超民族国家的。客观地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并不是产生于中国本土文化需求之上的。作为一个并不处于世界文明核心地位的民族(nation)，现代大学是中华民族被动卷入由西方国家驱动的全球化进程中，双方为了沟通与交换而产生的对新型人才的需求。而这在亚洲文明中并不独特，正如日本的东京大学是明治维新变革的产物，我国的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它们都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危机产物。然而中国大学变迁的轨迹有别于日本，却是和中、日两个民族在面对全球化进程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策略和应对方式有关。笔者并不想在本文中着墨于中日两国大学转型的比较，而是希冀提出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相互建构的解释来剖析中国大学转型的历史机制，并由此瞻望中国大学未来的挑战与路径选择。 一、全球化与中国大学体系变迁 虽然学界仍缺乏对全球化较为一致的概念定义，但全球化作为一种不断加深、加宽和加速的世界性连接现象却得到普遍认可，特别是由于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金融的去管制化所带来的资本跨国性流动，弱化了民族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回应其公民要求的能力。[4]如果我们可以将全球化最早追溯为对以一种奢侈品(丝绸)为代表的货物流通需求，那么17世纪以来人类所经历的全球化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以打通全球市场为驱使的自由贸易阶段；另一个则是我们正经历着的以制度趋同为核心的全球化新阶段①。这两次全球化，前者由英国主导，后者正由美国主导着。比较人类历史上这两次全球化的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以老欧洲和英国为首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对全球市场和利润攫取的原始动机基础上的。而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因为其理念和机制主要形成于和苏联对抗时期，为了避免美国的盟友和中立国倒向苏联使得“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民主国家难以生存”[5]42-43，美国主动选择了对世界进程的干预，并以对被干预国家进行价值注入(自由和人权)为前提和最终的政治目标。 面对全球化，作为一个非主流的后发国家，在这两个全球化阶段，中国曾采取过不同的策略，并因此收获了不同的结果。19世纪中叶，因为拒绝开放市场，当时的清政府与以英国为首的信奉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开战。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在被迫开放市场的同时沦为半殖民地，而这又直接导致了大清帝国的灭亡，随之灭亡的是中国传统的高等学习制度(institutions)。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中国面对全球化的态度是抗拒性的，并表现出强烈的被动卷入的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冷战结束前夕，我国领导层审时度势提出了主动寻求全球化的战略——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对我们过去的再分配型经济体制进行朝向市场制度的转变；所谓开放，就是将我国市场化了的经济体系对全球资本主动开放，从而实现与全球市场的无缝衔接。[6]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寻求进入全球秩序和体制，这主要表现为在政治上恢复联合国席位并与西方各国建交，在社会制度上加入《人权公约》，在经济上加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经15年漫长且艰巨的谈判之后，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现有国际经济体制和秩序的一部分。由于参与了全球生产体系，在巨大的外在需求推动下，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时年制造业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所曾调侃过的：在全球化时代，虽身处不平等的全球经济结构，但被全球化剥削总胜于被全球化排斥。 我国大学体系的产生乃至此后不断发生的变革，都是和中国面对两次全球化进程所采取的策略和应对方式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我国大学先学日本(日本学习的是德国)，又学英、美，新中国成立后转而学习苏联(苏联学的是法国体系)，改革开放后重新专注于学习美国模式。百年之间，大学体系数度经受系统性变迁。 事实上，早在中国主动学习外来的高等教育机构制度并创建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之前，西方教会便已在中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且不受中国政府管制。以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大学系统为例，210所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分为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三个层次。其中，大学以通识教育为基础，培养国家精英；独立学院培养专门化人才，如师范、工科、法科等未来从业者；专科学校虽同是专门人才养成所，但修业年限比独立学院少。而在56所大学中有25所是私立的，其中13所大学的举资兴办者是西方的教会组织，较著名的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等。这些大学从北到南覆盖了我国的沿海地域，是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碰撞的前沿，且都具有世界性大学的特征，尤以燕京大学为最。燕京大学建于1916年，由四所美、英基督教会联合举办，教师多为欧美学者或者是自欧美学成回国的中国学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任该校校长，在其主持下燕京大学与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哈佛结成哈佛-燕京学社，同享国际声誉。事实上，这些收费极其昂贵的教会大学成为当时我国精英的主要供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