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以然 格罗斯伯格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文艺研究》的专访。这是您第一次来中国大陆，两周的时间去了好几个城市，在六所高校进行演讲，行程可以说特别紧，每到一处都吸引了来自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与您对话。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您每次晚上演讲之前都不吃晚饭，而是喝一小瓶酒，且不管多疲劳，一开始演讲就神采飞扬。另一点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您讲话从来不坐下，所以这次专访是我第一次看您坐着谈自己的思想。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访谈，把您最新的思考成果呈现给读者。 格罗斯伯格 我也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我很愿意把我的一些想法和中国的同行进行交流。 一、在伯明翰大学的早期探索 郑以然 从您最早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习和研究开始吧，我对此非常感兴趣，那段经历对您之后在美国建立和发展文化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格罗斯伯格 实际上，当我1968年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我并不知道文化研究为何物。那时我刚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本科毕业。在我本科阶段的课程中，有的教授教理论和哲学，还有些教授教文化理论，尤其是大众文化理论。我记得自己选过一门很棒的课，专门讲玛丽莲·梦露，将她解读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今天看来，这门课其实已经具备了文化研究的一些形式和要素，但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文化研究。当时我的历史学教授海登·怀特、劳伦·巴里茨(Lauren Baritz)、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与刚好来访学的理查德·霍加特有交往，于是他们安排我去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当我到了伯明翰、见到了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时，我坦诚地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什么是文化研究。”霍尔回答我：“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他随即补充说：“但我们构造了这个概念，正准备创造出一套新东西。” 郑以然 这算是您第二次研究方向的转变吗？之前您在大学里先是从生物化学和遗传学转到历史哲学，而进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使您成为文化研究最早的实践者，当时您不过二十一岁。 格罗斯伯格 是的，那时我很年轻，对思想和文化有浓厚兴趣，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习环境和更多可能性。学生们在一个好像临时搭建的小棚子里学习和研究。与美国研究机构里学生和研究者往往都是学界中人不同，在当时的伯明翰大学，有些学生来自工人阶级，有些是青年文化实践者和艺术家，因为他们不想做传统的研究工作。而这个中心也致力去寻找一些不同寻常的学生。我的第一点不同寻常是我当时是个嬉皮士，我猜他们之前没见过美国嬉皮士；第二点就是在这些人中我相对富有，因为我从美国获得了奖学金，所以我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公寓，这是那里大多数学生负担不起的。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每周有四次研讨班。其中一次研讨班由霍加特主持，内容是“如何谨慎地阅读文本”。我至今记得在第一次课上，霍加特拿来威廉·布莱克的《老虎》，让我们说出自己能从诗中看到的任何东西，然后他就离开了教室。三个小时以后他回来，我们已经写了很多心得体会，在他面前做了一小时的口头演讲，最后他看着我们说：“太糟糕了!”接下来，他花了两个小时讲这首诗。他关于如何谨慎仔细地运用语言讲得真是太好了!有时，霍加特会带来一本杂志或一本畅销小说，让我们做同样的事情，训练我们如何使用理论工具进行文学批评，并延展到对更广泛的文化领域的批评。我们每周都进行这样的训练。 第二个研讨班是霍尔主持的关于理论的研讨班。在这个班上，霍尔带领我们阅读并分析一些著作，包括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等，这个研讨班的目的是让我们接触尽可能多的文化理论和对于社会研究来讲必要的理论知识。 第三个研讨班是讲座性质的，从外面请来像雷蒙德·威廉斯这样的英国知识分子、媒体学者、社会学家，给我们开办各种有趣的讲座。 第四个研讨班试图以集体参与的方式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以此来探寻文化研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郑以然 那您当时具体做了什么样的文化研究的实践呢？有具体的研究案例吗？ 格罗斯伯格 我们的确做了。一开始，我们打算针对“英国杂志”进行研究，于是我们所有人都回家去分头整理资料、写报告。等我们回来碰头交流的时候，我们一致认为这个话题太大了。然后，我们决定将研究对象缩小为“英国女性杂志”，于是回家整理资料、写报告。然而之后交流时，我们发现这个话题还是太大了。我们只好把研究对象进一步缩小为某一本女性杂志。正如你能想到的，同样的过程又重演了，研究对象再度缩小到这本杂志的一期。而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研究的对象确定为一篇文章——《拯救婚姻》。在这篇文章中，一些女性专家讲述如何应对婚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挽救那些岌岌可危的婚姻。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只针对这一篇文章从各种学术角度进行研究，包括文本的角度、社会的角度、性别的角度、媒体的角度……最有意思的部分是，霍尔亲笔撰写我们的研究报告，这可以说是学术界最早的跨学科文化研究论文。然而这个报告最后居然丢了。霍尔说给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又说给了别人，反正是找不到了。这篇文章只有一份，且从未发表。霍尔去世前给了我一个箱子，里面有很多他的笔记、论文以及我们当时做的工作记录。他还惦记着那篇文章，希望我能找到相关资料，再现我们当时在伯明翰大学曾做过的工作。这篇从未发表的文章是最早的文化研究论文，也许我们当时的研究没有产生什么伟大的成果，但这是宝贵的第一次尝试。我把箱子拿回家，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工作非常艰难，因为里面有太多的笔记、草稿，却没有标注任何日期，但我还是会尽力归纳整理出来，因为它们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