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6)04-0049-10 一、民初公园的“公共性”：从民俗学的视角观之 民国初年，在北京城市空间史上是极重要的转折期。明清以来保存完好的城市格局此时开始崩溃，西方城市规划与建设理论逐渐影响北京，现代化的北京城从此时打下基业。城市转型的一系列变化中，公园的出现是颇有象征意味的事件，但近来学者们对这一事件的解读却有不同取向。认为公园乃民主政治之先声者大多沿用时人说法，认为公园乃是现代社会中帮助市民休息、强健国民体魄、健康国民精神的重要场所，而旧时北京的普通民众缺少消闲之地，故公园之创势在必行①。城市规划学者王亚男直接指出，公园不同于仅为皇室官僚服务的园林，乃是市民共享的公共空间，“民初公园的出现，是城市公共空间倾向平民化的主要表现”②。但也有学者提出，公园创设与其他公共空间(如商场)的开辟一样，是国家将民众置于自身监视之下和强行现代化的举措，事实上侵害了底层民众的利益，也没有得到民众的认同③。这造成了北京社会的割裂，例如，在抗战爆发以前的民国文人的笔下，公园是“新北京”的象征，只属于“新知识分子”的认同空间，并与普通人的北京完全区隔开来④。 双方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公园之“公共性”的程度，或者说，公园真如其创设者而言，是完全面向平民服务的吗？从客观效果来看，底层民众能否享受公园是个问题。史明正承认，虽然公园的初衷是提供普通居民使用，但20分的票价对于底层民众而言仍然难以承受，“中国公园运动未能成功地为各阶层的人民服务”⑤。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理念或观念的层面：对民国初年努力改造北京的新官僚而言，“公园”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是供公众游览消闲的“平民消闲之地”？或者是“新北京”的“新形象”符号，即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空间，而平民利益并非其核心考虑⑥？抑或是，政府虽有心为民谋福利，但新官僚不懂老北京，现代性的城市理念并没有兼容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名为“公”园，实则却将底层民众排除在外？ 本文试图分析民国初年北京市政官僚们的公园理念，从民俗学的视角出发，讨论底层民众生活方式在现代城市理念中的命运，即民初官僚的公园概念与传统中国公共空间的关系问题。中国自古有“公园”，但它既不面向公众开放，也不存在于民间话语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底层民众没有自己的“公共空间”。19世纪末，西方的公园概念经由日本传入中国⑦，但在北京，公园并不是由传统的公共空间转型而来，却是通过改造皇家园林而开辟，很多学者指出，这主要是有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两方面的原因⑧。然而本文希望证明，更深层的原因是传统的民众公共空间无法被纳入到新官僚们的城市理念之中，民俗断裂造成了空间转型——传统公共空间萎缩，新的公园空间由皇家禁苑改造而来——后者反过来又加剧了前者的程度。 无论是民俗断裂还是空间转型，都不是一日之功。但是具体到北京而言，1914到1915年可谓尤为特殊的时期。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其正式出版物《市政通告》成为创设公园最重要的思想阵地，在1914到1915年间，《市政通告》通过大量的文字：对外国城市公园的介绍、日本公园理论的译介，以及社论、公告等，为北京创设公园之举摇旗呐喊。同时，由朱启钤首倡，社稷坛于是年的10月10日改名“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朱启钤本人的一系列言论，如《申报》所载《朱总长请开放京畿名胜》、《中央公园建置记》等，也鲜明地反映出当时北京新官僚心目中的公园理念。可以说，1914年到1915年，是北京城市公园的首创期，这期间市政官僚的系列言论，上承留日学生与清末改革派的“公共花园论”⑨，下启20年代以后出现的《市政新论》、《都市与公园论》等现代城市管理与公园理论⑩，是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 在《市政通告》和朱启钤本人的论述中，为了论证开创公园的必要性，传统公共空间基本都以负面形象出现，这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直接否认北京旧有公共空间的存在。朱启钤认为，京都“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11)，《市政通告》中更直截了当：“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12)。第二种，认为旧日北京虽有公共空间，但不能满足民众需要。民初市政官僚也生活在北京，对京中风俗不可能一无所知，他们其实也承认旧日北京游玩休息之地甚多，《今昔消夏之比较》便是此中代表。这篇发于1914年《市政通告》中的社论文章，列举了十余处京中消夏胜地，但一一指出其不足。例如，认为天宁寺等处消夏为富人所专享，什刹海荷花有没落之势，陶然亭地方太小，其余二闸、南河泡子、菱角坑等处，均为城外，交通不便，大众难以前往。惟一值得赞美的是十余年前开设的农事试验场，因为其中蕴含着现代化的气息(13)。无论是视而不见还是一一否定，当时市政官员们的反传统心态是明显的。但是，仅仅一句轻描淡写的“反传统”，事实上是将问题简单化了，本文希望探讨：“传统”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站到了“现代”的对立面？现代公园所要打破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什么？从传統公共空间到现代公园的转型，反映了近代中国怎样的时空观、宇宙观与知识论的变化？总之，本文希望对现代公园与传统公共空间的关系作出深描，因此，我们得依次考虑如下三个层次的情况： 1.帝制北京下，民众究竟有无消闲的公共空间？它们呈现何种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