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6)03-0092-06 花儿是于明朝时期起源于河湟地区的一种民间歌谣，多以爱情为表现主题，人们借用花儿之美对这种歌谣以“花儿”命名，通过隐喻象征表达不可言喻的丰富含义。花儿数百年来流行于西部四省区九个民族之中，它以即兴而起的创作演唱、独具一格的词曲运用、生动直白的情感表达，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原创性、乡土性、多元性的文化特质。花儿作为集体创作传唱的民间艺术，汇集了各族民众的智慧，成为自身不断丰富发展的源泉；花儿又集中了各族民众的情感、意志，用艺术化的形式将它们演绎成一种共同的精神，成为民众的心灵伴侣。花儿艺术，不失为解读民族民间音乐的特殊文本，又称得上是民众智慧与独特精神的象征。 一、花儿的文化生态渊源 花儿作为一种地域和民族色彩十分鲜明的民间艺术，既是一种音乐事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必须把它放在一个固有的文化体系中，才能体会它的艺术内涵和文化意义。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的多民族杂居共融、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融合是构成花儿文化体系的最主要元素，花儿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才得以广泛传唱，在传唱中不断汇集民众智慧，并最终演绎出一种表现民众内心世界的共同精神。 (一)花儿的自然地理背景 花儿产生于西北河湟地区，“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这里的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1]。地域范围包括现今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及青海省东部地区的十余个市县。河湟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复杂险峻，气候干燥寒冷。 花儿传唱的主体民族世代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如“东乡族聚居地是著名的干旱山区，属切割破碎型黄土地貌，山坡陡峭，悬崖绝壁处处皆是。人们形象的把这里比喻为‘碰死麻雀，滚死蛇’的地方，这种夸张并不过分，山坡陡度一般在30度以上，有的达70度，险峻壁立，‘隔沟能说话，握手走半天’，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2]。自然条件特点与人们生存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潜移默化中又会影响到性格的形成，渗入到文化生活则表现出显明的地域特征。 从对花儿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花儿的曲调音符和演唱风格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连续四度上行或是连续三度上行这种直线式的上行旋法与河湟地区山与山相连、一山又比一山高的地势特点相似；通过连续上行将旋律音推向高音区让声音传得更远，这又与两山之间人们高声喊叫的语言交流习惯相符；旋律上行八度大跳、九度大跳直至十一度大跳，与平地兀起的山势特点吻合。”[3]花儿苍凉悲苦的音乐基调和跌宕起伏的音乐旋律，表现出带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野性美，为我们展开无限的想象空间。那上下律动的音符线条好似内心情感的起伏，那激烈跳进的音程结构有如困苦中的乐观豪迈，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美的享受。可以说，自然环境特点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花儿的旋律特色和演唱风格。 (二)花儿的社会民众背景 花儿起源地河湟地区自古就是民族迁徙聚散之地，河湟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引众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进入这块土地。这里曾经是羌、氐等早期游牧民族的乐土，以后又有诸多西域民族进进出出，这个时期的迁徙活动主要是受生存需要的驱使。 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开始，民族迁徙的动因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它已不是简单的生存需要，而是和国家构建紧密联系在一起。河湟位于连接中原与西北地区的咽喉位置，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民族走廊概念，自秦汉开始河湟成为政权之间的必争之地，在秦汉王朝对西北地区的开拓与经略过程中，大量的中原汉族人口以移民方式进入河湟，并逐步成为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民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伴随着战争，河湟曾出现过大大小小的地方民族政权，如吐蕃政权、吐谷浑政权等，与之相对应的是波浪式的移民潮。元明两朝的移民活动对花儿的产生尤为重要，其迁徙规模之大在河湟历史上是罕见的，众多的中亚人、波斯人、色目人、阿拉伯人和大批中原汉族人口被安置或迁移到河湟地区，结果必然导致聚集地出现民族杂居和共融。迁徙活动有如民族融合的“催化剂”，不同民族的轮番进入造成民族成分和结构比例的改变，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之间在族体上的吸收与整合、分化与重构，往往一个民族消失了，新的民族又出现了，花儿传唱的主体民族如回、东乡、保安、撒拉等都是在这一过程中生成的。 不断发生的民族迁徙活动造成了河湟地区大错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4]，各族之间犬牙交错的分布状态有利于打破民族间的地域间隔，有助于各族间的彼此交流与涵化，这也是花儿之所以为九个民族共同传唱的社会基础。 (三)花儿的地域文化背景 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也是文化的迁移和融合，在漫长的民族迁徙进程中，河湟成为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汇聚之地，在三大文化之下又存在着形态各异的多民族文化。在河湟社会发展进程中，各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进而引起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中原文化渗透到了少数民族文化中，而少数民族文化又被中原文化吸收。不同文化之间输出与接受相统一，兼容与选择相一致，达到原有文化的异质化复合性转化。在各民族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汉文化摆脱了单一的民族性而衍射到“四裔”，为河湟各民族所认同和接受，最终形成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多元一体的河湟地域文化[5]。 河湟地域文化体现了共性与个性、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各个文化之间的联系性、依存性越来越强，呈现共存互补、共同发展的趋势。“多元一体”并非是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排斥，而是对原有文化的有机整合或者说是一种文化自觉，时至今日河湟地区所有民族依旧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始终是河湟地域文化的重要特征[6]。在这个特定的文化空间里，一个民族借鉴或吸收另一个民族的文化，通常不是机械地去接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历代相承的传统文化，新文化元素必须通过本民族文化系统的再创造而有机地吸收，文化系统的再创造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舍弃，而是由此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