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40年代大清帝国遭遇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强力挑战后，作为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之一，应该说，租界带给中国人的民族创伤与历史记忆，远比割地、赔款、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关税不能自主、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开放通商口岸等内容更切实、更持久。因为，与其他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平等条约内容相比，租界不但存在于历史记忆中，而且仍鲜活地屹立于上海、天津、广州、南京、武汉、重庆、厦门等大城市的繁华地段，令人挥之不去又思绪万千，甚至已经成为民族文化和国民意志的一部分。 说起租界，尽管后世很多中国人都满怀着巨大的情感创伤，但是，真正能将这创伤说清楚的却只有极少数头脑清醒的专业研究者，绝大多数的人都处于不明就里的状态。或者说，中国人的创伤记忆与其说来自历史事实，不如说更多地来自文学性、宣传性的各种历史叙事。当然，最能激发国人神经的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带有极度民族歧视色彩的宣传文字或影视画面。只要见到这几个字，几代中国人的仇恨瞬间便会凝结在一起，至于其中的学理依据、历史常识，是不会有人在意的。 其实，“租界”原本是个比较中性的词，并不具有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意味。《秘笈录存》中载：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曾在说帖中指出，租界是通商各口“划定专界备外人居住、贸易者”，“租界之地，仍为中国领土。其外人之执有地产者，仍须缴纳地税于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无异”，但是治理权“或属于承受该租界之国所派领事馆，或属于纳税外国人民所选举之工部局”。①1925年，法学家周甦生撰文指出：“租界(Settlements or Concessions)不过是在通商口岸内划归外人住居营商之地域；这是出于外人居住生活上之一种便利的办法，而不带着治理权、委托或让渡的性质。所谓租界，正确的说来，只是外人‘居留地’，所以日本人使用‘居留地’之名词，较为明确。”② 即便是1920年代随着苏俄革命的输入，革命党开始用“五阶段论”和“反帝反封建”等阶级话语来阐释中国历史，但这毕竟只是小范围内的一种异域学说，尚未对租界文化产生实质性的颠覆影响。就是到了南京政府时期，“反帝”已作为主旋律被宣传，但是在学界和一般人那里，关于租界的认识依然比较客观。例如，1936年阮笃成在著作中写道：“租界(Concession)，中国政府将某处划出之一地段所有土地，全部租与外国政府，再由外国政府分租与该外国侨民，双方租赁关系之当事人，为中国政府及外国政府，故又可称之谓‘国租’。”③民国时期外交学会编撰的《外交大辞典》中这样定义道：“一国在其领土内划定一定地带作为外国人居留贸易者，谓之租界(Concessions or Settlements)。租界之起因，系以两国通商之始，外人以风俗习惯言语宗教之不同，如使中外杂居，诚恐易生纠纷，故为行政管理便利起见，乃指定地点，令其聚居该地。久之遂成今日之所谓租界。”④ 不管在概念的阐释上有着怎样的细微差异，一个基本事实是，当时国人对于租界的认识多半与后来不同，那种创伤情感和耻辱记忆也没有后世深厚浓烈。或者可以说，作为一种文化寓意的租界，其所承载的中国人的耻辱和仇恨情感，是后来被不断赋予、添加和深化的。 1950年初版、之后不断再版的《新编新知识词典》中这样写道：“租界是外人居留中国享有统治权的特定区域。这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不平等条约之一。普通分为公共租界和专管租界二种；前者是各国人共同居留共同享有立法权(纳税人会议)、司法权(领事裁判权)、行政权(工部局)的地方，后者为一国专享权利之地。中国人民曾为收回租界而不断斗争，至抗战胜利后始在名义上收回了租界，到解放后才真正逐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⑤ 1952年版的《毛泽东选集》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租界的注释是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强制清政府承认沿江沿海的某些地方为通商口岸后，并在他们所认为合宜的地方强占一定的地区作为他们的‘租界’。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帝国主义并经过这种‘租界’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⑥ 1961年修订的《辞海》对租界的解释是：“剥削阶级国家强迫半殖民地国家在其口岸或城市划出的作为外侨‘居留和经商’的一定区域。它是剥削阶级国家对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各种侵略和罪恶活动的据点。”⑦ 历史学家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写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土上，不少城市里有所谓‘租界’，那里的统治权完全属于外国人。他们设立法院、警察、监狱、市政管理机关和税收机关。租界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武力恫吓，实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象一个毒瘤寄生在人体上那样起着极其凶恶的作用。”⑧ 这些定义和阐释作为现今《辞海》《现代汉语大词典》《新华字典》等权威工具书以及各种教科书、专业史书的蓝本，已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在这样极具意识形态化的主流话语下，租界自然难逃各种指责，以至于成为几代中国人统一、固定的民族创伤记忆和全民仇恨的源发地。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掌握了词语(word)、术语(terminology)、词典(lexicon)也就掌握了世界，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了。 显然，近代中国的租界，是在通商口岸和外国人居留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一般的叙述中，上海道台宫慕久因为1845年与英国签订《上海租地章程》促成第一个“国中之国”的租界诞生而备受诟病，至今仍难摆脱历史的骂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