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现实主义 没有哪一种文化象征主义能够表现出大屠杀的极端残暴和它带来的无尽苦难，这一点无需赘言。正如阿多诺的一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关于奥斯维辛的)诗是野蛮的。而其他人则认为，只要是能够描述和铭记这样一场灾难的事情就应该去做。比如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他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说，如果当年刚从集中营被释放出来时就有人问他该怎么处理这些集中营，他会说：“将它们和纳粹、德国人一起永远地毁掉。”但是，40年后的今天，他更希望在这个地方竖起一座警示性的纪念碑。除了竖立在德国纳粹集中营旧址上的纪念碑，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们撰写回忆录的行为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极端罪恶的表现和陈述是人类一项基本的、但又不可或缺的活动。从德国的纪念碑到俄罗斯的回忆录，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都是一连串的——用弗洛伊德的经典表述——“悼念工作”。 在德国，对创伤后遗症的心理学分析表明，创伤经历是代际传递的。创伤事件之后的第二代人、甚至第三代人，在心理健康和社会行为方面都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针对大屠杀的文学想象，迈克尔·罗森格(Michael Rotherg)发明了一个概念：“创伤现实主义”。这样的现实主义不是以被动模仿的方式来反映过去的创伤，而是通过“创造”过去来迫使读者或观者形成对“后创伤文化”的看法。在许多其他的后创伤文化中，文学想象被赋予了社会功能，用以影响人们的政治选择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俄罗斯，斯大林主义政权操控了几代人，比德国纳粹当权的时间还要久。因此，可以预见其后几代俄罗斯人也可能会经受更久的历史创伤，而同时，他们不断掩盖创伤的源头，否认创伤的一系列症状。他们创造出颇具自嘲意味的“苏维埃人”的形象，一种没有道德和经济自主权的生物，这表征着他们向后苏联时代转变的第一步。类比弗洛伊德对神经症的理解，可以想到这种对过去创伤的文化表征事实上具有疗伤的作用。那么，任何这样的表征——包括纪念碑、博物馆、回忆录、历史文本以及小说等——都具有这样的功效吗？ 在所有后苏联时代有关古拉格劳改营的纪念物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1990年代末发行的面额为500卢布的纸币(大约价值20美元)，现在仍在流通。在2002年发行面额1000卢布的纸币之前，它一直是单张面额最大的流通纸币。它的正面是索洛夫卡修道院，这是位于俄罗斯最北部一个岛上的历史建筑。索洛夫卡当地的历史学家认为，钞票上不常见的圆屋顶确切地表明这张照片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末，而彼时正是古拉格管理下最早和最重要的索罗夫卡集中营发展的鼎盛时期。这种钞票的设计验证了文化记忆的力量，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新问题。我们应该支持那种指责财政部官员有颠覆意图的阴谋论吗？或者，这些文化形式表征的是一种无意识的、但却真实存在的对过去的悼念，将其阐释为一种创伤症候是否更为合理？再或者，这些只是一些平凡的新发现，只是后来才被记忆的狂热者重新解读而已？又或者，我们能将这些连作者或拥有者都无法讲清楚其历史内涵的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历史的纪念物吗？ 无论究竟是以上哪种情况，阐释本身就是一种记忆行为，与立一尊雕像或写一部回忆录一样意义重大。 硬记忆与软记忆 记忆的方式多种多样。公开发布文件或是竖立纪念碑，撰写回忆录或是制作其他纪念物，进行公开讨论或是创建博物馆，都可以获知过去。就像计算机的组成分为硬件与软件一样，文化的记忆形式也有两种。软记忆主要由各种文本组成(包括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和其他类型的叙事文本)，而硬记忆主要由各种纪念碑组成(有时也包括国家法律和法庭裁决)。当然，软记忆和硬记忆是相互依存的。诸如博物馆、墓园、各种纪念庆典、向导旅游以及历史教科书等，都是硬件(雕刻、方尖塔、纪念馆、历史遗迹)与软件(导游手册、指示牌、碑文、历史研究)在多个层面不停互动的、复杂的文化记忆体系。在记忆领域，没有刻上碑文的纪念碑是沉默的，而不刻在纪念碑上的文字也注定是转瞬即逝的。 历史记忆的硬件——比如纪念碑——是沉默的，而且实际上来说，除非它们被讨论、被质疑、被阐释，或者换句话说，除非它们与文化记忆的软件、也就是当下的精英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产生互动，否则形同虚设。而另一方面，那些软件——公共舆论、历史讨论、文学想象——如果不能依托各种纪念碑、纪念馆和博物馆，也会在代际传递中渐渐丢失或被篡改。记忆的“硬件化”是一个有着具体功能、条件和各种限制的文化过程。赋予文化记忆以生命的并非其中硬件和软件的单独存在，而是它们之间的互动、渗透和相互引导。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动员一批法国作家编纂出版了八卷本的《记忆之场》(1984)，这套书专门研究承载着法国历史记忆的各种纪念碑和其他场所，现在已经成为经典之作。通过把文化记忆研究的重点从内容和功能转移至其形式和“场所”，诺拉把分属于法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纪念碑阐释为不断变化的民族身份认同的一种表征。他认为，国家竖立这些纪念碑的目的是针对某个阶段的自我表征，进而建构一种宏伟的国家形象。这样的记忆就如同一座先哲祠：是专门遴选出来用以表彰过去的伟人和业绩的。对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言，使过去的胜利和伟大的领袖成为不朽的记忆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成为它们自身结构的一部分。这样的纪念碑彰显的是一种从伟大的开国元勋一直延续至今的政治传统。看看位于华盛顿、伦敦或圣彼得堡的任何一座纪念碑，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个政府是如何通过这种纪念过去的方式来确证自己与过去一脉相承的。这样的纪念碑成为国家自我展示的实体，它们将国家的身份认同表征为一个联结民族国家、人民和共同历史的理想的统一体。它们生产“真相”，然后将这些“真相”强加给公民和旁观者，它们充当着爱国主义情感的物质表征形式：民族主义总是通过扭曲过去来创造未来，当然，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场所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成为体现民族主义的物质实体，看得到、摸得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