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还是遗忘？ 1990年代产生了一个新术语：“记忆文化”。这个术语提供了一种文化框架，在这种框架内，我们自觉地把记忆当作一项必须承担的、互惠的义务。记忆看起来像是一种宝贵的社会和文化资源。然而，这幅图景近来被克里斯蒂安·梅埃尔(Christian Meier)完全颠覆了，他在自己的最新著作《遗忘的必要性与记忆的必然性》(2010)中指出，遗忘的能力才应该被视为文化上的成就，而记忆只适用于像奥斯维辛那样的极端情况。①本文将以梅埃尔提到的内战之后遗忘的重要性为出发点，从总体上阐述走出过去暴力历史的可能性和方法。 通过梅埃尔的解读，记忆不再是防止暴力重演的途径，相反，恰恰是这些记忆行为使得那些摧毁性的力量一直保持活力，并为历史上的行动者所利用。梅埃尔通过这样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记忆的过程充满仇恨和报复，那么只有遗忘才可能平息双方的冲突，使得再一次的融合成为可能，而这种融合才是各方生存之道。显然，一个国家政权不能左右其公民个人的记忆，但却可以通过相应的惩罚在公共讨论中禁止重揭伤疤和仇恨，从而避免引起复仇和挑衅的情绪。 在书中，梅埃尔展示了雅典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如何成功实现了这一过程。这里还专门发明了“Mneisikakein”一词，用来说明遗忘的标准，其字面意思是“记住罪恶”。在雅典的司法体系下，这种“禁止记忆”被阐释为“禁止交流”。它成为一种有效的公共审查制度，旨在维护公共利益。这种策略在30年战争(1618-1648)结束后再一次被使用，这次在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明确提到“永远宽容和遗忘”(perpetua oblivio net amnestia)。在历史上的数次内战之后，这种一贯奉行的“原谅并遗忘”的训条极大地促进了政治和社会的融合进程，而大范围的特赦也缓解了原先敌对双方的矛盾和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梅埃尔所举的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这次战争始终十分鲜活地保留在德国人的记忆中。这种系统培养和累积起来的仇恨情绪慢慢在德国引发了对不公的质疑，这种质疑又催生了攻击性，最终使德国卷入了二战。相比之下，遗忘起到了治愈的作用，为新欧洲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梅埃尔通过希腊、罗马和晚近欧洲的历史进一步佐证了他的理论，即在极度的暴力和战争之后，遗忘使得各个政治党派得到复元，这也是使相互冲突的各方实现和解的唯一办法。 当过去的暴力历史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是一种负面资产时，梅埃尔的推论就是正确的。这种负面资产就像是极其敏感的炸药，随时都可能爆炸。因此，消除这种潜在的危险性就变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当过去的历史不容易面对并且容易引发持续的、负面的后果时。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同时引发了一个新领域中各种不同的阐释：究竟是遗忘还是记忆能达到这样的目的？以色列哲学家阿维夏·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2003)中思考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两种可能的答案，这两种答案分别象征性地由他的父亲和母亲给出。他们大家族中的多数成员都在二战中被屠杀，因此，给出如下的答案不足为奇。母亲的观点是： 犹太人被彻底摧毁了。曾经伟大的犹太民族(对她而言这里指的是欧洲犹太人)，现在只是在苟延残喘。对于幸存的犹太人而言，他们唯一光荣的角色就是作为一个记忆的群体存在——充当“灵魂的蜡烛”，就像那些为了纪念遇难的同胞而在仪式上点燃的蜡烛一样。 父亲的观点是： 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是人，不是蜡烛。对于任何人而言，如果活着就是为了记住那些死去的人，那么真的前景堪忧。那是亚美尼亚人的选择，他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错误的发生。我们最好成为一个放眼未来、应对当下的群体，而不是被一座座的坟墓所支配。② 在以色列，马格利特的父亲所持的这种观点在1945年以后最先被采纳。尽管以色列饱受大屠杀而非内战的荼毒，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依然首先选择了遗忘而非记忆。将注意力放在如何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上，这对于幸存者来说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对于他们的后代来说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前景。20年之后，更确切地说，40年之后，马格利特的母亲所持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幸存者们开始面对那段曾经被他们隔离许久的过去。在经历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战争之后，以色列社会开始把自己变成一个习惯记忆的社会。马格利特将梅埃尔提出的记忆与遗忘这对非此即彼式的选择带入到真实的情景中，并论证了记忆与遗忘并不一定是完全对立的，相反，它们会不时地彼此更替。倘若我们从今天的视角出发回顾20世纪的历史，这一点就会得到更有力的印证。我们面对创伤历史的方式和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几经改变。这种改变自1945年以来尤其明显，在我们讨论这些主要的改变和其他形式的冲突以及遗忘与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之前，我想先通过一个文学的例子来谈谈我们所涉及的这个问题。 “捐嫌忘怨，言归于好”——出自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理查二世》——概括了遗忘过去之策略的核心所在，即所谓的“Schlussstrichpolitik”(与过去划清界线)。在这个故事里，国王一直试图调停两个贵族之间的纷争，为此提出让他们既往不咎、握手言和。然而，这种君王权威之下的强制性遗忘是不成功的。强制性遗忘并不能化解持续了18年之久、充斥着背叛和谋杀的那段历史冤仇，相反，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产生了一条不可愈合的裂缝，并因此走向了持续百年的战争，理查二世自己也成为第一个受害者。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以一方公诉人的形象示人，他借用《圣经》里的故事来使自己的复仇行为合法化：他那被谋杀的亲人就像被该隐谋杀的亚伯一样仰天呼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