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4-0010-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4.002 毛泽东曾生动地形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鲜明指出了十月革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作用。而李大钊被誉为“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2]，其通过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地位已得到学界充分认可。 但这其中有一个细节常为人们所忽略或语焉不详，即十月革命爆发和李大钊的宣传，尤其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存在较大的时间差。俄国十月革命于1917年11月7日爆发，李大钊最早介绍这场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发表于1918年7月1日，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是迟至1919年9月才发表。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差异？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围绕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观念转变，提出一些个人思考供商榷。 一、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态度差异 李大钊于1918年7月1日发表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一次公开谈及了8个月前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为何质疑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反应过于迟缓，主要是和俄国二月革命对比而言。 二月革命于1917年3月8日举行罢工，12日起义，15日组织临时政府。李大钊在同年3月19日至21日就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其反应之迅速可见一斑。随后，他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相继在《甲寅》日刊、《言治》季刊发表《面包与和平运动》(1917年3月25日)、《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1917年3月27日)、《俄国大革命之影响》(1917年3月29日)、《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1917年4月1日)、《学生问题》(1917年4月3日)、《大战中之民主主义》(1917年4月16日)、《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1917年4月29日)、《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1917年5月2日)、《自由与胜利》(1917年5月21日)等共十篇文章中谈及俄国二月革命，有专文论述，也有段落涉及。 整体上看，李大钊对二月革命的关注度与赞扬度相当高。在《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附言中他指出：“俄国大革命，为最近世界上之一大变动，其影响于战局之前途，世界政治之潮流，并吾国民主政治之运命甚巨，因之国人对于此等变动研究之趣味亦愈浓。兹以付梓期迫而又限于幅帙，未能罄其所知以饷读者，殊为遗憾。次期拟为有统系之专篇，就正当世。题曰《俄罗斯大革命史论》，特此预告。”可以说，俄国二月革命引起了李大钊及中国人的极大兴趣。毕竟，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政权，就如同中国的辛亥革命，具有极大民主革命意义，引起国内广泛关注和赞同并不意外。且不说国内各大报刊杂志纷纷报道，当时尚在美国的胡适也在3月21日的日记中兴致勃勃地为二月革命作了首《沁园春》词的上半阙，4月17日补全下半阙，词意间充满了对二月革命的热烈高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拍手高歌，‘新俄万岁！’”[3]561-562他还由衷感慨“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3]582北洋政府也很快于3月30日宣布承认俄国临时政府。 然而，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命运却是另一番图景。对此，李永军在《刘镜人与十月革命消息的传播》有详细介绍。就官方途径而言，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在十月革命爆发当天即电报北洋政府外交部，此后陆续发了几封电报汇报进展，但直到11月27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才接到刘镜人的第一封电报，整整晚了20天。在此期间，中国驻丹麦公使颜惠庆于11月13日和15日也曾根据当地的传闻致电北京外交部，报告俄国发生“二次革命”的消息。对于苏维埃政权，北洋政府唯恐避之不及，追随各协约国拒绝承认，并于1918年2月26日撤走驻俄公使，封闭了官方了解十月革命的正式途径。 大众的消息渠道似乎更为及时，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即11月10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为标题，对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作了简要的报道。随后，11月17日的《太平洋》杂志、12月6日的长沙《大公报》、12月28日的《广东中华日报》都对此有进一步介绍。但“俄自大革命后政局所演瞬息千变。惟因各日报所记漫无系统，不相联续，海外期刊抵此甚迟，复以潜艇妨害时有中途丧失者，遂令此波诡云谲之活剧不获窥其全幕”①。可知，消息不仅零散，还夹杂着不少“传说”。对十月革命的态度也褒贬不一，有赞扬的、也有贬斥的，多抱悲观态度。11月15日出版的《太平洋》杂志第1卷8号，以《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为题指出：“概括言之，其势盖日趋于险恶，持极端社会主义者，得尺思丈，气焰愈张，几有不能抑制之概。”《太平洋》杂志是五四时期一份典型的自由主义政论型刊物，由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等留英、留法学生组织海内外一些有识之士组成编纂群体[4]。其所抱持的自由主义宗旨显然不会对十月革命热情歌颂，而将其归结为革命“急进派”的胜利，是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 这些报刊都是普通大众读物，《民国日报》和《大公报》是知名大报，《太平洋》杂志与李大钊颇有往来②，李大钊不可能看不到，况且李大钊曾留学日本，有不少俄国、美国等国际友人，完全可以向他们打听。如董必武在成都得知俄国十月革命消息后，于1918年春写信给在日本的友人，探寻情况，索取资料[5]。以李大钊广泛的国际交际网，消息闭塞显然不能作为他对十月革命反映不及时的原因。 据林伯渠回忆：“约在1918年3、4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6]此时距十月革命爆发已过去三四个月，李大钊还在研究、思考十月革命，并已有“所见”。1918年7月1日，李大钊首次公开发表了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附有《俄国革命与文学家》一文(无署名，现多认为是李大钊作品)③。随之，沉默了三个月后，他在一战结束后才陆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新纪元》(1919年1月)、《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1919年2月7—9日)，这6篇文章时间跨度一年，相比二月革命后发文的密集程度和反映的迅速，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态度的确值得考量。此后，李大钊再谈到十月革命是在1922年，为纪念苏俄十月革命五周年作有《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并在北京各团体发起的纪念会上作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