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6)-07-0033-13 1950年10月3日晚，在北京庆祝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的各少数民族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毛泽东等党政军领导人献礼献旗，以表达各族人民对新政权和领袖的拥护与热爱。在观看各少数民族文工队的联合演出时，民主人士柳亚子即席赋词《浣溪沙》一首，以“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的词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盛景。随后，毛泽东步其韵奉和，填词一首回赠柳氏，以“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的词句抒发内心的喜悦。①尽管在毛泽东填词之时，执政一年的中国共产党仍面临重重困难，但在随后的数年时间里，新政权在内政外交领域均获得重要突破，初步站稳了脚跟。1953年，美国外交与军事高层在分析报告中也承认，中共不但已经全面控制了中国内地，而且对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已开始进行有效的治理②。随着边疆地区政权建设的推进，内地和边疆之间的交流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空前的活跃阶段。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来自边疆各地的各民族代表团纷纷前往内地参观访问，代表们在内地各大城市受到热烈欢迎，受到各级首长的接见，呈现出民族团结的喜庆气象。 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参访内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实行的一项重要统战政策。检视此项政策的实施状况，可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民族政策、特别是新政权与边疆民族上层人士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观察视角。本文即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组织西康省少数民族代表参访内地的经过作为研究对象，以相关档案文献作为史料基础，试图对以下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解答：中共为何要组织少数民族代表参访内地？中共对参访过程的安排有着怎样的特点？边疆少数民族代表在参访前后有着怎样的反应？组织参访这项政策又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本文力图在回答以上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5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实施统战政策与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互动，这些互动又如何推动了50年代中期以后的边疆社会变革。 一、组织西康少数民族代表参访内地的缘起 1950年10月边疆少数民族代表的北京之行，不仅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歌舞的盛大联合演出”③，催发了柳亚子和毛泽东的诗兴，而且使边疆社会各阶层代表得到了直接与中共中央高层对话和交流的机会。随着边疆地区地方政权建设的推进，为增进新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派出由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组成的“访问团”到边疆地区了解社情民意，宣传各项政策，也组织各地少数民族代表到内地参观，与中共领导人座谈，这一被称作“上来下去”的互动模式即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非常重要的沟通渠道。 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对内地的参访活动并非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清代实行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前往京城晋见皇帝的“朝觐制度”，进京朝觐的路线虽须遵循清廷的明确规定，但少数民族首领可游览和参观沿途的内地城市，受到汉文化的熏染④。民国以来，边疆人士游历内地的限制被打破，南京国民政府亦曾主动安排边疆人士在部分内地大城市的参访活动，但均属临时因应，未将其发展为系统的政策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地组织边疆少数民族代表到内地参观访问，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边疆统战政策不断加以完善和推广。 1950年各少数民族代表和文工队到北京庆祝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这一活动对组织参访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此次到北京的少数民族代表除了向国家领袖献旗献礼、进行文艺演出外，还参观了北京的工厂、学校和医院等各种城市设施，并与中央领导人和主管民族事务的负责人进行了谈话，在首都停留一个月之久。中共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访一事给予高度评价。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公开表示，这一象征着民族团结的景象，“显示着中国各兄弟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和中国各民族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热爱”⑤。中央有关部门在组织这一活动的过程中洞悉了参访对于边疆上层人士所产生的积极政治影响，考虑将组织参访的经验进行推广。部分边疆代表在座谈中也向中央政府提出“今后多组织少数民族人士参观考察”的要求，也体现了组织参访的必要性。边疆代表离开北京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兼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李维汉，在政务院会议上就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活动一事做了专门的报告，对所收集到的信息和积累的经验进行了总结⑥。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在发给西南局的一份电文中强调：“有计划地分批组织参观团到内地参观，是在少数民族中培植爱国主义的最有效办法之一。”⑦同月，中共中央在给西藏工委的指示中也提到：“依据各民族地区和西藏致敬团参观团的经验，有计划地分别组织各方面的人到内地来参观，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方式，可继续推行。”⑧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大量的边疆民族上层人士纷纷以“参观团”或“致敬团”的名义来内地参观访问。1953年3月，分管民族工作的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甚至特别致信李维汉，表示“五一”前后太忙，“以一律不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来京为好”，建议推迟到“十一”再组织，并请中央民委“预为计划，早点通知各地，以免难于应付”⑨。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地方党委在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时劝说少数民族代表不要携带礼物献赠，并规定：“今后凡组织少数民族来首都或到国内各地参观，一般均应称参观团，不再采用致敬团名义”，⑩对组织参访活动作了进一步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