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6)04-0133-08 从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召开俄界会议到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不足两年的时间却涵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转移到西北地区后的全部历史。其间，党和红军遇到了难以预料的风险和危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而党和红军依靠自身微弱力量完成战略大转移，实现了时局由内战向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性转变，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边缘一举成为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回顾这段历史，党应对风险化解危机采取的策略、方法及其实施效果，是党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加以研究总结和传承。 一、俄界会议至“七七”事变期间党面临的重大风险和危机 以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俄界会议为标志，党中央和红军的活动基本立足于西北地区。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党内斗争尖锐复杂，致使党和红军面临着巨大风险。其中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既有现实的，又有潜在的；既有人为的，又有自然环境的。特别是多种风险危机叠加共生、产生共振，具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非常态性，放大了风险的危害，增加了应对的难度，让人猝不及防。 (一)张国焘挑战中央权威，图谋党和军队领导权引发内部分裂的政治危机 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中央围绕北上还是南下，是靠近抗战的前方还是“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1]发生分歧。这如果是对红军发展战略的认识分歧实属正常，但是此时的张国焘却个人野心膨胀，自恃统帅军队兵多将强，公然挑战中央权威，用非组织手段图谋党和军队最高领导权，导致党和军队的分裂，引发来自内部的政治危机。一是断送了两军会师后革命发展的良好机遇，将党中央和红军推到极其危险的境地，造成坚定北上的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不足8000人，却要面对甘陕青宁境内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而南下的红四方面军也陷入敌军的重围孤军奋战。二是张国焘于1935年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悍然做出“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所谓的“组织决议”[2]。后来，张国焘又以所谓“中央”名义指令党中央改称“党北方局”“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3]。三是张国焘大肆散布攻击党中央，美化南下错误的言论。他无端指责“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大举北进进攻敌人的时机”，“故意延迟了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4]。直到1936年1月，南下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和失败的，张国焘仍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诬告中央“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5]，企图嫁祸于人。上述行径导致事态步步恶化，严重损害了中央的威信，造成党和军队的思想混乱，极大地削弱了红军战斗力。 (二)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和根据地国追堵截，造成党和红军的生存困难 蒋介石长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1年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6]，把党和红军视为心腹之患，必剿之而后快。长征开始后蒋介石认为这是消除红军及其他异己力量的绝佳机会。“随围剿及追剿进展，使久经军阀割剧之省份……均确实归属于中央”[7]。在西北地区也早做绸缪，1933年，调胡宗南第一师进驻甘肃天水等地，用于防范红四方面军北上[8]。 红一方面军抵达西北后，蒋介石于1935年10月自任西北“剿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指挥东北军的4个军14个师共13万人防堵红军①。1936年初，红一方面军发动东征，蒋介石立即调集10万兵力开赴山西，配合阎锡山的部队进行防堵。5月，红军结束东征返回陕北，蒋介石再调集16个师3个旅的重兵“进剿”陕甘苏区，迫使中共中央由瓦窑堡移驻保安，苏区面积日益缩小[9]。 1935年9月，红四方面军南下，蒋介石任命刘湘为总司令，统辖川军46个旅20余万人进行围堵[10]。1935年11月，又命令开赴黔湘边区围攻红二、六军团的薛岳部回师协助刘湘，总兵力又增添了6个师[11]。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携手北上甘肃，10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蒋介石任命朱绍良为兰州绥靖主任兼“剿匪”第三路军总司令，负责督率胡宗南、王均、毛炳文部大举进攻。同时胁迫东北军在空军配合下向红四方面军控制的地区发动进攻[12]仅在陇中地区就集结了260个团[13]，结果，造成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红四方面军最终只有三个军西渡黄河。 西路军渡河后，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动用9个旅2.6万余人，还投入甘青地方民团约10万余人围堵西路军。古浪战役后，胡宗南又调杨德亮旅进驻武威增援马家军，使西路军陷入重围[14]。甚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马家军仍在蒋介石的纵容下疯狂追剿西路军，结果造成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国民党的上述军事行动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生存发展构成了根本威胁，红军始终处于强敌的包围之中，几乎在所有的军事对峙中都处于敌强我弱的劣势。 (三)党和红军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反共和加速肢解中国的危险 日本侵华惯用的伎俩就是拿共同防共反共做诱饵，企图诱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党如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团结国民党共同御侮就成为必须解答的一道难题。1927年蒋介石出访日本，他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会谈颇多分歧，唯独达成“双方同意清除共产党”的意愿[15]。此后，日本加紧反共，他们看到在伪满洲国所谓的治安稳定后，还有3万多“残敌”，包括“共产思想集团”，中朝边境上“尚有与反日的朝鲜人共同策划的共产党徒”[16]，公开或在地下从事抗日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刻意将侵华与反共捆绑在一起。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布了臭名昭著的对华三原则，其中第二款就是缔结中日共同防共协定。11月，在日本的支持下，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6年1月红军东征，日本立即调整对华外交政策，将“共同防共”“不论任何时候都把它作为对华要求的一项”[17]。4月，日本借口“华北形势因受标榜抗日之共产军威胁，和平津地方共产党抗日团体之策动而产生不稳”，内阁会议做出决定，增强中国驻屯军约三倍的兵力[18]。8月，在日本四相(首相、外相、陆军相、海军相)会议上制定了对华措施：“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19]
